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转型期乡村治理中文化认同重构

转型期,文化认同问题严重地困扰着乡村善治。村庄中的伦理失序、娱乐失当、心理失衡、组织失灵等种种不和谐状况,均可以从文化认同危机、信仰缺失方面找到根源。为摆脱这一困境,举国上下己开启不同理路的文化建设,倡导乡风文明、开展"平民教育""新乡贤引领"、村庄内生的多元探索,成为当下重构乡村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这些探索有助于我们理解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性,并促进对道德体系重建及人才保障机制等若干战略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乡村文化衰落与当代乡村社会治理

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深刻变迁,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也随之遭遇了重大转变,但并未质变的熟人社会仍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最大基础。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的精神纽带,曾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考究乡村文化的"历时"和"现时",衰落成为乡村文化的当下生存状态,渐行渐远的乡村忌讳和日益飘零的乡风民俗是其表现形式。乡村文化的日益衰落并不意味着其丧失了存在基础、丢失了社会功能;相反,新形势下挖掘社会治理的文化,可能或可成为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路径。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农村社区文化重建与村民自治的发展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作为一项扎根于村庄社会的民主制度,村民自治的成长也会受到具有内生性的农村社区文化的规制。现阶段,合理利用传统乡村文化资源中的积极元素,大力推进适应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形势的农村社区文化重建工作,对于促进村民自治的巩固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传统文化现实境遇与发展机会—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

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只有采取重塑乡村新型生存空间,丰沃乡村传统文化生长土壤;重构乡村新式价值范式,展现乡村传统文化新意义等措施,才能在文化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中,为乡村传统文化、也为乡村治理找到新的生机。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经济与文化因素——兼论乡村建设的三个面向

代际权力失衡是乡村治理中经济逻辑覆盖文化权力逻辑的缩影。权力、经济与文化应是乡村建设的三个基本面向,学界对三者的关联及其社会基础分析尚有待整合。在收入提高有限的前提下,重建农民参与性的社会文化网络,应是提高其非物质福利的战略导向。     

乡村文化变迁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土秩序。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渐消解着乡村文化的价值,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村陷入秩序整合的困境。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一方面要重塑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秩序,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符合农村社会现实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让乡村民俗文化焕发新活力

当前,我国乡村民俗文化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受现代文化影响呈现"进步""复古""西化"并存发展趋势。为激发乡村民俗文化活力,建设新农村文化,需挖掘整理优秀民俗文化资源,搭建乡村民俗文化展示平台,完善地方村级治理体系,推进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     

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现实审视与路径选择——基于文化治理的视角

乡村文化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转型与重构,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呈现出互嵌融合的发展趋势,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但乡村文化现实价值的淡化、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日益增大、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等问题日渐凸显。乡村文化的治理转型成为一种必然。乡村文化建设的未来趋势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以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文化共治格局为目标,以维护广大农民利益为根本,充分整合乡村文化内部资源,构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流动中的乡村"弱治理"--对河南省林州市Y镇的调查

流动不仅仅影响着流入地城市的治理,也影响着流出地村庄的治理.资源跨村庄边界的流出与流入,直接影响着村庄治理资源的存量和质量.在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的乡村社会,双向流动中的乡村治理面临正式资源萎缩、新生资源难以内化,以及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根本性变化等诸多治理困惑,这些流动后的村庄裂变构成了流动村庄"弱治理"的社会基础.     

断裂与延续:自然村社会形态论析

前 言 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明显降低,村庄生活面向外倾,人际关系理性化,村庄传统权威弱化.乡村生活正在被重塑,开始向现代化迈进.①"乡村巨变不仅仅是社会形态的表面变化,更是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的深刻变化."②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巨变,就需要对当下乡村社会性质做出理论判断和界定,这也是乡村治理理念、体系、模式能否与乡村现实相契合的关键.     

试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CSSCI

乡村的善治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背景的支撑。传统乡村文化一般由家族文化、礼俗文化与乡土文化构成,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先民共同的文化认同,极易产生共鸣,同时给人以归属感、自豪感与荣誉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文化能把相关的社会成员安排在约定俗成的社会结构中,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变成一种内在约束,形成现实的社会秩序,这对维持乡村秩序产生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好传统文化资源,将其融入到当代乡村治理之中,可以节约乡村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效率,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实现和谐乡村与美丽乡村的治理目标。     

让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乘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乡村社会治理应融入更多优秀农耕文化,将农耕文化中"自信、有序、淳朴"等文化内容融入乡村社会治理,以"自信"文化推动乡村自治、以"有序"文化推动乡村法治、以"淳朴"文化推进乡村德治。     

向里用力: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途径

百年来破解乡村文化失调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基于历史参照、现实关怀乃至理论思考,乡村文化治理可有多元实践,"向里用力"的"立人"应为根本遵循。转型期面对社会快速变迁所引起的种种"不适",能否在传统乡土社会的"礼治"与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理治"中,找到可资鉴戒的激发农民主体性的思路,进而与时俱进地在"法治"主导下重构当前乡村文化治理路径,不仅事关"三农"问题的破解,也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要以"情""理"交融为坐标,需立足必备的"外部"条件,以统整融合的文化观来化育,由此推动"人的建设",促进乡村文化建设。     

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数字乡村建设的分类实践：理由证成、经验探索与可能困境

分类推进是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村庄本位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村庄需求、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阐释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理由、经验和困境。研究认为,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由数字乡村的价值定位、社会基础和目标导向共同决定的。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四大建设领域,多地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为数字乡村分类实践提供了先行经验。从试点经验来看,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瞄准性困境、发展性困境和现代性困境。未来,需要调适好政府与社会、先发与后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纾解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可能困境。     

文化礼堂 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范例

四年来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在乡村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上作出了走在前列的创新探索,以来自浙江乡村大地的社会实践,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案例。2013年至今四年来,从试点先行、全面推开,到提质扩面、打造品牌,截至2016年底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6527家。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