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保护适度开发促进茶马古道沿线区域发展

一是关于对茶马古道定义的商榷。个人认为,茶马古道起源于人类早期交往的自然通道,最早的雏形应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亦称“蜀身毒道”）。特指唐代以来,中国滇川藏等广大西南地区,为促进边疆与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南亚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伴随茶叶尤其是普洱茶的流通、以茶易马贸易的兴起,以及马帮运输业的发展。     

明中后期“茶马互市”政策的衰落与民间贸易发展——以“官营”和“私营”互动为中心

明初政府制定的＂茶马互市＂政策未能有效阻止中后期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落,反而带动了民间贸易的发展和兴盛。在这一过程中,＂官营＂和＂私营＂茶马贸易交相发展,茶马贸易本身被赋予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化,商品贸易本身的经济属性越来越凸显。     

我国古代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与商业都市的出现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不仅有着牢固的政治联系，而且有着传统、频繁的经济交往。各民族经济交往的广泛开展从汉代开始，西汉时期、唐宋时期为主代民族经济交往的繁荣时期，唐宋以后民族经济交往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经济交往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在古代的民族经济交往中，除了数量较少的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活动的商人外，贸易活动双方都是直接为了获取对方物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交换主要是使用价值的交换。其中，茶马为大宗商品。茶马贸易基本上是汉藏、汉蒙之间的贸易。由于连…     

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

一、茶马互市兴起的经济背景茶马互市,又称茶马贸易,是古代中央政府在其边境区域同周边少数民族实行以茶换马的贸易政策。从经济层面上来说,是一种买卖双方互为市场,开展商品交易的行为。其兴起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市场的发展。唐宋时期,中央封建政权与周边各民族频繁的贸易,完全是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代,随着中央封建政权所辖区域的扩大,     

古道留良——一个人的收藏展

·明清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西南特别是云南的茶马古道和马帮文化 ·李跃波先生20余年精心收藏的400余件精品 ·“赶马人的生活”、“马帮的运输与贸易”、“茶马古道沿线的民族文化”三大主题     

香格里拉的“巨商堡垒”——历史上的松赞林寺寺院经济

透过松赞林寺商业经济昔日的辉煌,我们看到位于“茶马古道”咽喉的香格里拉曾经在沟通滇川藏及印度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它曾是我国联系南亚、东南亚的重要桥梁之一。     

西康民族地区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

抗战时期西康民族地区汉藏茶叶贸易在艰难的时局中未曾中断,官商合办的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积极从事西藏与西康民族地区间的茶叶贸易往来。从公司的成立、组织和人事,特别是西康地方当局的参与,都体现了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推动汉藏茶叶贸易所做的努力。公司对促进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往来,加强藏汉文化交流,加深藏汉民族感情,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时期甘肃的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始自唐朝,宋朝渐成制度,明清继之并有所发展。对于唐宋的茶马贸易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对明清时期地处西北并在茶马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的甘肃茶马贸易至今未见专文论述。为了弥补明清史研究的这一空白,本文拟对明清时期甘肃的茶马贸易作一粗浅的论述。     

雪域古镇升平镇

升平镇是滇西北高原上的一座古老的名镇，座落在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的腹地，与滇、川 、藏三省(区)接壤，自古就成为汉藏文化的交融点，“茶马古市”的咽喉要塞，在滇西北高原和东部藏区久负盛名。升平镇是迪庆州德钦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辖三个村委会，辖区内国土面积760平方公里，总人口8211人，以藏族为主体民族，兼有汉、回、纳西等民族，镇内平均海拔2800M ，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兼有流通、服务行业的多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高原古镇。镇内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旅游、生物、矿藏等资源，并以独特的地理位置被人们惊叹地誉为“香格…     

噶丹·松赞林寺——滇西北藏文化的明珠

进入滇西北藏区,一路跋涉,在浓浓的酥油茶味中,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拥有独特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具备最充实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特殊区域。在这块"茶马古道"必经地及茶马交易的藏族聚居地,我们发现了藏文化同内地文化的相似性以及汉藏文化自身的特异性。     

滇缅经贸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我国从周边安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出发的战略决策,为滇缅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云南从经贸合作的比较优势中提出了建设"五大通道"的目标,缅甸是云南目前最大的对外经贸合作伙伴,滇缅经贸合作要在巩固传统领域和优势产业合作基础上,将重点放在缅甸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开发上,加强对昆明—曼德勒经济走廊的研究和国际大通道建设,争取把瑞丽—木姐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发挥云南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略论元代彝族土司制度的创立

元代西南彝族地区创立的土司制度,以其深厚的彝族社会历史状况为基础,以元王朝治理中国西南的总政策为背景。元王朝以战争为主要手段,统一西南,征剿彝族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权势力,降服之后即委以各种职衔,规定任命、承袭、赏罚、贡赋等内容,渐次推行土司制度。在社会政治大变革中,彝族土司叛服无常,反抗不断,终元之世,确立影响深远的彝族地区土司制度,值得再探索。     

光复初期（1945-1949）福建与台湾之经济贸易关系

台湾光复以后，福建与台湾两省的关系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1945-1949年短短四年间，抗战爆发后全面断绝的闽台经贸关系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闽台两省交通、邮电和汇兑恢复的基础上，光复初期的闽台经贸关系在多个层面得到迅猛发展：两省频繁互派经济考察团并举办博览会，商业贸易和物资交换渐趋活跃，技术合作和相互投资蓬勃开展。这一时期的闽台经贸关系，呈现出形式多样、互补性强和受时局影响较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战后两省社会经济和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外贸转型与国际分工地位改变

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型问题关系到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改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平等,遭受着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双重损失,而中国这样的大国处于垂直型国际分工的低端地位,在发展工业化进程中更是放大了背离可持续发展的后果。中国必须在外贸转型中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可从出口制造品附加值、服务贸易、原料产品加工、绿色产品、农业对外投资经营这五个领域进行这一转型的努力。     

明代滇桂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述评

明代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处于西南的滇、桂两省与周边各国山水相连。随着明王朝国势的强弱及周边环境的改变,中国与各邻国在政治隶属和疆域统治等方面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其间云南、广西与缅甸、老挝、八百媳妇国、安南的经济文化交往始终延绵不断,云南、广西成为明王朝与东南亚国家来往的桥梁和基地。     

革命政治文化传播与清末民初政局

清末社会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群体,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及其他进步社团,吸收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新思想,形成了反封、排满、批判传统文化的革命政治文化,并利用舆论工具迅速传播,发挥了变革政治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对清末民初政局有着深刻的影响。     

内涵式发展与边际式变革--以传统市场为中心的中西比较

明清经济在日趋成熟的、既有市场体系与制度框架内呈现为内涵式发展,虽然巨大的全国统一市场产生的经济推动力,推动了地权市场的发育,促进了生产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带来规模效益、生产效率与经济活力,但也导致了当时内部或外部的变革诱因与异质因素难以生长,而且在近代改变这一制度时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同时期的西欧则由制度非均衡引发持续变革,内部市场的割据使各国致力于海外市场的开拓,在各国间的制度竞争中,新的质素与机制破土而出.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

明、清统治者基本上都继承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都放弃了元朝以边疆地区为基地,积极用兵开拓徼外的做法。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明、清统治者在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明、清两代在经营西南地区时,在具体举措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明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由于明、清加大了对开发西南的政策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把西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西南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加到全国的经济活动中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两廊一圈”的性质、法制条件和进程

中越“两廊一圈”经贸合作议题的提出,既是对多年来蓬勃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的肯定,同时也显示两国经贸交往还潜在着巨大的可开发空间。“两廊一圈”性质上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下的中越自由贸易区,它在内容和实施步骤上将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协议为蓝本和框架,其建设进程不会快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间表。     

秦汉户籍制度的管理机制与功能

秦汉户籍制度是中国较早期、比较完整并且比较有效的人口管理制度。尽管带有历史局限性,秦汉户籍制度仍蕴涵了理性化的管理机制,其功能如控制人口并使之内部协调,指挥管理并使之利于政权稳固,重农抑商并使之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保障,决策应变并使之成为实施各项国策的坚强后盾等等,其中的理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