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日渐成为城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的农民工犯罪而言,它显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犯罪原因也更为复杂。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应该从源头预防、流动过程预防、再犯罪预防等三方面综合展开,而国家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最根本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尚存、就业日益严峻等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问题.课题组通过对上海市市属各监狱在押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抽样调查,分析了这个特殊群体在性别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社会经历、外出动因、就业、认同与归属等方面的社会特征,归纳出他们具有"团伙犯罪明显"、"犯罪动机简单"、"犯罪年龄低龄化"等8个犯罪特征,并就他们犯罪的原因及如何防止"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提出了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与解决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成为我国城市犯罪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社会、经济、心理、文化冲突等方面的因素,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产生。公安机关应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行为特征、团伙作案特征、文化程度和年龄特征及犯罪目的性特征,加强社会面的治安管理,提高动态环境下治安控制能力,防范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

胡雪梅、卜平、梁征在《青年探索》2014年第2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日渐成为城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的农民工犯罪而言，它显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犯罪原因也更为复杂。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应该从源头预防、流动过程预防、再犯罪预防三方面综合展开，而国家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最根本方法。     

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文化善治

在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背景下防治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要求动用文化的系统功能,通过“文化善治”的方法,来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竞争力、弱化外来歧视的冲击力、营造社区文化的亲和力以及安排法制规范的调和力,最终消缓社会阶层冲突,保障社会正常运行。这是“新三农”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层面、犯罪领域、城市空间和文化视阈内的同时投射,意旨深远。     

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是理性的行动者,其致力于城市融合的行动策略是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但其城市融合行动同时也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因此不断反思与调整行动策略。通过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得以更深入地参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方式以"同化"与"整合"为主。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首次使用在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特指1980年以后出生、具有农民身份的进城务工人员。截至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中国农民工总量2.3亿中的六成以上。与改革开放后涌进城市打工谋业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文化层次、就业期待值、维权意识程度、消费水准均比其父辈们有显著提高。但承受就业困惑、面对不平等待遇的耐受程度却远远赶不上父辈们。因此,他们在踏着父辈们的足迹,为我国城市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由多种因素促发而成的犯罪问题也日益凸显,在相当地区,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特征入手,针对致罪因素,对防治＂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良策予以探讨,以求对构建我国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机制有所裨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道全新命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三低"的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处于城市制度之外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居住边缘化、就业边缘化、经济地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比农民工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政府应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真正摆在议事日程,给予特殊关注,采取多种途径解决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等方法,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的心态差异,提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乡双重边缘化问题的思路,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并且从理性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探讨立足城市社区建设,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解决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报告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为深入了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和犯罪状况,为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团中央权益部(中央综治委预防办)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课题研究.2010年8月至11月,课题组先后赴广东、浙江、山东、河南、北京5个省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本次调查采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课题组深入广东省D市的企业和社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与新生代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第一手的信息和资料.在问卷调查中,共计发放调查问卷5500份,回收5246份,回收率为94.9％.深入个案访谈新生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罪犯200人.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在城市从事非农劳动的农业户籍人口.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诱因生成管窥与防治路径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随着老一代在乡土情结的牵绊下返回农村而补充进入城市,变为流动人口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但特殊生长经历与外在诸多不利因素的交织袭扰,致使其犯罪状况亦愈演愈烈。通过对广州三大监狱的实地考察与梳理发现,二元结构政策的超龄服役与管理失当、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与不良客观境遇的叠加、社会支持网络的崩溃与畸形的社交泛滥、家庭的非稳定结构与教育的缺失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具有相当解释力。在社会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从消解制度设计偏差、发展多元服务供给途径、发动社区主动接纳功能、优化文化教育资源配给等四个面向架构起立体防治网络,必将有效防治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     

试析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在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以他们在城市融入中的社会层面作为研究视角,分析与研究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如何克服社会交往"内卷化"、可动用社会资源匮乏、社会歧视严重这些社会融入方面的壁垒,从而让他们在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能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并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     

“间架性社会保障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捆绑,在既有的二元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形成了"间架性社会保障权",在形成路径、表征和制度支持方面与二元社会保障权差异明显。从生存到精神再到社会认同等社会保障权方面,没有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并未得到他们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出现裂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以及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但是,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时代,他们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那么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圈子,会产生更大结构张力的"半城市化"问题。因此,现在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才能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走得更远

正2014年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有关农民工工作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会中透露:新生代农民工现已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80后""90后"农民工,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现在已经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而他们如今成长成熟,已成为最主要的生力军之一。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时常也容易迷茫,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点点滴滴,如何走得更远,与此相关的就业与婚恋问题总是会引人深思。     

“八成犯罪农民工幼年系留守儿童”谁该反省

<正>农民工犯罪的这些特点,再次呼唤我们的有关部门,该为民工多点做些什么了。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建社披露了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的最新数据: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其中侵犯财产犯罪占81.0%,性犯罪也已经成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