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成都市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分析

运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成都市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的非结构式深度访谈,描述和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市民化过程中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利用和动员过程。     

结构化视角下青年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讨

立足于结构与行动的关系视角,将青年女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视为主客体相互建构的过程,从探究青年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出发,建构一个促进行动者与社会结构双向互动的体制框架。社区参与为二者的融合开辟了现实的途径,其间,行动者主体意识的重塑与制度结构的再生产成为同一的过程。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建构

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居城市,更是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传统的亲缘、地缘基础上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刚进城的农民工能很快适应环境,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因此农民工进城后社会资本的建构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以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为基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构扩展性社会资本和诱导性社会资本,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能力。一农民工社会…     

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为研究区域,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研究了沿海较发达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及社会组织对其城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大多从事制造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日常生活中善于使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休闲娱乐,同时也有着强烈的面对面社会交往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起点较高,且群体认同朝多元化发展,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组织形式灵活、活动公开、以趣缘组织为主和微公益模式兴起等特点。社会组织因其自发性和组织性,在营造公共空间、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催化作用。参加社会组织及其活动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融入和重塑社会资本网络的有效前提,也是他们实现自组织和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途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得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主体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8城市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调查数据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嵌入情况,代表经济性嵌入的职业层次、地位变动,代表社会性嵌入的组织、活动参与,代表文化性嵌入的方言掌握、使用,均有利于其城市认同的建构;而反映结构压力的社会保障、社会歧视和文化差异则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此外,务工时间、务工城市与务工距离等流动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形塑虽囿于制度结构,但也表现出很强的主体能动性。建议在倡导和建立开放、包容、尊重、共享的现代城市之际,新生代农民工也应加强自我赋能,以进一步提升城市认同感。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表现。由于社会资本缺失,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受到阻碍,进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加快各项制度创新步伐,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铺平道路。     

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以S村若干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本文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通过开放式访谈、焦点团体访谈和参与观察,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城市社会新场域、农村乡土经历两者的有机结合,这种认同困境是在"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记忆的再现与传承导致乡土认同的解构,记忆的社会性造就了城市认同的模糊性.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以及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但是,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时代,他们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那么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圈子,会产生更大结构张力的"半城市化"问题。因此,现在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才能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下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资本建构

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强调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在社会管理中责任共担、资源共享,协同推进社会的良性运行。文章基于这一模式,分析了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资本现状——乡村社会资本断裂、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组织资本及体制化资本缺位,并从家庭、社区、社会及国家四个层面提出了帮助农民工子女建构能够满足其健康成长和良好发展的社会资本的建议。     

惯习、资本与场域:布迪厄实践理论及其对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启示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在理解生活实践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考察布迪厄的三个重要工具概念——惯习、资本与场域有助于理解他的社会实践理论,发现惯习、资本和场域的互动构成了行动者的实践。以实践理论为基础分析公共政策过程的三个纬度,包括行动者逻辑、行动资本以及政策场域,有利于从理论层面重新思考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研究。     

资本的道德: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资本自诞生以来追逐利润时的贪婪与罪恶,特别是当今社会中资本的种种恶行是我们批判资本的坚实理由。为此,马克思主张实现资本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西方经济学家则力图给资本戴上道德的辔头。在资本仍然是实现经济发展、财富创造的基本要素的今天,建构资本的道德就是要通过道德规制资本,防止资本对他人与社会利益侵害。资本的道德标准应当是分层次的,从低到高排序为"无害"、"互利"、"奉献"。资本道德的基本价值理念应是人权、公平、诚信、责任。     

我国农民工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

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之所以处于弱势社会地位是与他们的弱势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的。因此必须全面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民工社会资本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农民工制度内正式组织建设,为农民工社会资本提升提供组织保障;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其整体素质,为农民工社会资本提升提供内在源泉。     

“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趋势——结构化理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在“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的现实境遇下何去何从?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群有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正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市民化的出路,由大城市回流到户籍所在的中小城市,在打工积累的基础上转向自主创业或正规就业,从而实现市民化的目的,笔者称这一现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外部结构因素与内部主体因素二者互动的结果.本文尝试建构一条由行动主体实践探索的“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径,其不仅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且有助于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     

“间架性社会保障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捆绑,在既有的二元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形成了"间架性社会保障权",在形成路径、表征和制度支持方面与二元社会保障权差异明显。从生存到精神再到社会认同等社会保障权方面,没有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并未得到他们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出现裂痕。     

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不同组织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落实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城市社区这一组织化的载体,超越户籍制度的障碍,重建认同机制。在社区场域内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主要的技巧是善于发现、创造并放大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和社区居民进行交往互动的各种"诱因",让他们加入到社区活动当中来,由浅入深经历从相互了解,到彼此熟悉,再到相互信任,最后实现社会认同的建构。社区认知、社区服务、社区参与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三个主要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一书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生理、心理、文化、职业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发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其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氛围息息相关。该书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入手,以科学发展、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市民化群体和逆市民化群体等概念,并在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和建构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接纳目标等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对策。     

关于加快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提案

<正>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年龄较轻(如80后等)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这些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市农民工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已引起政府重视,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代际转换"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边缘人还是陌生人?新生代农民工的类型学讨论

国内学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中,大都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边缘人"。然而,在西方社会学传统中,边缘人这个类型学概念,更多的是属于"陌生人"这个人际类型的亚范畴,"边缘人"无法涵盖作为"陌生人"的其他面向。陌生人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人际类型,具有边缘人和新来者的双重人际特征,并为陌生人成为多元社会的行动主体成为可能。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陌生人而不仅仅是边缘人,视为拥有与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共享经验和交往可能的社会成员而不是"特殊群体",使得建构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可能。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