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的数据,对中国技术工人的主观阶层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技术工人整体认同的社会阶层为“中下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影响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户口类型、个人年收入、职业资格等级、父亲职业、家中藏书量、配偶年收入、对生活状况变化的判断等变量.其中,个人年收入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影响最大.     

无债一身轻？——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

青年的住房状况和主观阶层认同是关系到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住房负债（包括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会显著降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提高青年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2）“有房无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无房无债”的青年，但是“有房有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无房无债”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差别；（3）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负债主要通过降低青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削弱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4）异质性检验表明，住房负债对主观阶层认同的负向影响在城镇、教育水平较低、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住房负债对青年主观阶层认同的深刻影响，拓宽了住房分层研究的视野，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全国性CGSS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全国性调查数据为依据,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剖析,并得出结论认为:(1)中国的认同阶层与客观阶层区别较大,农村居民认同于上层阶层的比率反倒大于城市居民;(2)影响认同阶层形成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即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决定了认同阶层的归属;(3)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打开了农民阶层进入工人阶层的通道,但城市上层阶层的开放性特征尚需提高;(4)从阶级阶层的代际继承上来说,越是年轻的一代,越有机会进入非农阶层就业与生活。中国正逐步从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城市市民为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管理的重点,也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同时,逐步增强城市社会的融合能力,使进入城市社会的新阶层有更多机会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查

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观绩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但学界也认为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参与行为以及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在统计上并不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而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和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比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力。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在青年中间阶层已奏效不大,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已超越了物质性的维度。随着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的增多,如何处理依法办事、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放慢之间的张力是政府需要关注的课题。     

转型期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3CGSS的一项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空间等结构主义变量和家庭背景、相对剥夺感等建构主义变量对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农村青年的阶层认同特点为"中层及以下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住境况越好、家庭经济地位评价越高,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而相对剥夺感越强,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低。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分配机制,以及提升农村青年获得财富的能力,从而提升农村青年阶层的阶层认同。     

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基于哈密地区的实证分析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后的一种积极体验。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收入、职务高低等，主观因素主要有人格特质和主观支持。     

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基于哈密地区的实证分析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后的一种积极体验。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收入、职务高低等，主观因素主要有人格特质和主观支持。     

主观阶层认同、非农收入与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     

社会与文化变迁对民族宗教文化认同的影响——纳西人对东巴教的认同及其变迁研究

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变革、社会变迁以及外来文化的输入等所引发的文化变迁,对纳西人对本族宗教东巴教的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纳西人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东巴教认同意识的变迁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和主流文化的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当代文化旅游、东巴文化的国际声誉等外在因素,对国家主流话语中关于东巴文化的评价产生着影响,也对纳西人不同阶层的东巴文化认同产生着具有时代特征的各种影响.不宜简单地看待当代东巴文化的"复兴",纳西人对东巴文化的认同有"表层认同"、"文化艺术欣赏层面的认同"和"基于信仰的文化根性认同"等多样化的内涵层次和外在表现.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调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选取206名彝族为调查对象,探索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增强各族群国家认同提供现实依据。结果表明: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总体态势良好,国家认同略高于族群认同,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年龄、家庭所在地区、父母族别等客观变量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而文化程度、职业分布、收入、汉语水平、要好朋友的族别等社会性变量的影响显著且稳定。     

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3的数据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影响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普遍偏低;城市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显著高于农村居民;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城乡居民的性别、生活所在地、身体健康状况、个人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住房面积、相对经济地位、总体快乐程度、工作满意度条件等因素都对其阶层自我认同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产身份认同的评判依据辨析

我国中间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表现出客观存在的阶层与人们对自己阶层地位的主观认知不一致现象。学者视野中的中产,强调的是非上非下的相对经济地位;大众概念中的中产,强调的是精英生活方式。"中"产与中"产"的分离,遵循着两套不同的评判依据、两条不同的认同逻辑和两种不同的诉求标准,并导致两类矛盾的认同现象。因此,如果清楚大众对两种身份代名词的理解,采用合适的测量方法,中产身份不认同现象就可能成为一个虚假命题。     

中间阶层的阶层意识研究

近些年来，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受到学者们广泛的关注，但是纵观对中国中间阶层的研究，多是从阶层的客观实在入手，很少去关注阶层意识。文章运用调查资料分析后认为，客观认定的中间阶层具有清晰的阶层认知，一致的主观自我认同，模糊的利益冲突意识。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存在和教育是中间阶层阶层意识产生的主要原因。要发挥中间阶层稳定器的作用，一方面要保障其既得利益，另一方面要培育一个成熟庞大的中间阶层。     

“逆全球化”思潮缘何暗流涌动

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精英阶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作为主要价值创造者的中低阶层收入正在逐渐下降。因此,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支持"逆全球化"。     

技术进步·“骡子”经济·收入分配

技术进步对于收入分配的突出影响体现在:要素偏向型、规模递增型技术进步,总会导致一轮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过程。统制经济收入分配的突出法则有:统制经济不存在市场;在劳动者异质的条件下,管理者阶层可以运用非市场手段压低部分劳动者收入水平;消费品也基本上由管理者阶层在可行范围中主导决定。中国当前混合复杂的"骡子"经济的突出特征是:不再是统制经济,但仍有统制经济残余;拥有市场经济大量痕迹,但距典型市场经济还有距离。基于这些分析可以推断出:20多年来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与以下五个因素的综合作用有重大关联: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统制经济遗风的公民身份双轨制、政府的过大权力、部分政府官员的贪腐、市场化过程中私人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当下,亟待依据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四种趋势,及时采取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的对策。     

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

本文根据2005年底在厦门市抽样调查的数据,探讨了城市居民信任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职业满意度、个人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治安状况被城市居民看作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个人月收入和政府办事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而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则对生活满意度则没有显著性影响。     

收入结构对中国城镇居民服务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收入阶层视角

将中国城镇居民分为七个收入阶层,并将收入细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深入分析了收入结构对各个收入阶层的服务消费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分析表明:最低收入家庭的服务消费倾向反而越高,但由于受低收入影响而制约服务消费能力的提升;从整体来看财产收入对服务消费影响最大;不同收入结构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服务消费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影响最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收入是所有收入中对中低收入家庭服务消费影响最大的类型,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对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家庭服务消费的影响比较大,而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能显著增加对于高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服务消费;家庭规模、教育和职业也对服务消费产生影响。     

新工人阶层形成及其演变的政治学分析

新工人阶层的形成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由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转变的中间环节。其中有利益驱动、社会认同、制度政策因素等原因。完成这种转变不仅需要对现有的社会利益关系进行再调整,对已有的社会认同取向进行再转换,而且要求制度改革、政策完善和实现阶层融入。     

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GD和XZ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GD和XZ村的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从人口学特征、政治行为、政治心理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村民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与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有显著影响;政治行为方面,具有政治选举活动经历、关注时政新闻以及热衷于讨论村里政治事务的村民,其外在政治效能感更高,但政治表达感强度对村民的内在效能感并无明显影响;政治心理方面,国家认同感和政治信任高、认同民主选举态度的村民其外在政治效能感更高,但国家认同感、政治信任感对内在效能感并无明显影响,而认同民主选举产生村官的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更强。     

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

本文根据2005年底在厦门市抽样调查的数据,探讨了城市居民信任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职业满意度、个人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治安状况被城市居民看作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个人月收入和政府办事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而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则对生活满意度则没有显著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