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协商民主的有效扩展

网络协商民主是实现协商民主理念的重要形式。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参与的范围和渠道得到了有效扩展,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现实困境。要通过拓展民众的话语权,增强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党和政府的沟通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将网络与实体协商相结合,克服数字鸿沟;完善网络协商平台,确保网络协商民主正常、有效运转。     

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路径的选择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复兴或转向。理论界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民主形态说、政治参与说、公共治理说。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包含着"讨论"和"慎思"两方面含义,并不同于我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我国协商民主具有协商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协商过程的统一组织性、协商层次的上下联动性等特点,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推进和完善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公开、平等、包含、理性等基本理念和原则,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并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民主协商和多数表决相结合、基层民主协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才能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之路。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增量民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温岭市基层治理持续创新为例

中国政治现代化只有依靠增量民主的发展,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渠道,逐步减少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和侵入,才能真正得以实现。然而,以公众参与地方治理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增量民主,大多伴随着巨大的旧体制惯性,以及民主活动的主体自身素质的制约,难以走出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进而也使得所谓的增量民主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历史的碎片,最终为人遗忘殆尽。而以"民主恳谈"著称的浙江温岭市却在坚持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互动中,在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决策中,在强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持续地开展着基层治理创新活动,产生了一系列民主"新成果"。其中,就有"民主恳谈"、"党内恳谈"、"工资集体协商恳谈"、"预算参与式恳谈"等耳熟能详的增量民主发展经验。温岭市的经验对于当前走出增量民主发展的困境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路径和制度安排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协商民主更能反映偏好强度,让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它的基因也深嵌在现行政治架构中。以协商民主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就要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完善党内、人大、政协内部的协商民主,加强与外部特别是涉及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对话协商,以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基层自治能力的强化。同时也要通过搭建博弈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完善法律环境、政府信息公开,为发展协商民主提供配套支持。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中国参与式预算实践及其前景展望——基于浙江温岭、河南焦作和云南盐津的比较分析

协商民主在政府预算领域中的运用催生了参与式预算。作为一种政府协商形式,参与式预算为普通公民通过对话、协商形式参与政府预算决策提供了新的合法渠道。基于浙江温岭、河南焦作和云南盐津三地参与式预算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式预算是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合力的产物。中国参与式预算在协商实践中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参与模式,这种协商模式与协商民主的规范性要求之间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来推进中国的参与式预算实践,需要将协商民主的普遍性原理与各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参与向纳税人主导的决策性协商参与的转变。     

行政决策协商中的主体性困境及其突破路径

政府行政决策协商转向是行政决策发展的重要向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政府行政决策各主体的不平等现象影响行政协商的实效.主体性困境阻碍了行政决策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通过构建行政决策主体间性协商关系,破解政府官员"经济人"困境,建立服务型政府;促进专家主体回归"价值中立",做理性知识的提供者和传播者...     

关于当代中国政党协商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政党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党协商具有多重属性,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还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平台。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政党协商具有精英吸纳、决策咨询、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是政党协商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执政党与各参政党间的直接协商。政党协商的内容较之其他形式的协商民主更加重要。政党协商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原则、依法协商原则、平等协商原则、包容多元原则、协商的效能和程序原则。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党协商的程序建设,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机制应成为新形势下推进政党协商的"重中之重"。必须重视政党协商基础理论的研究。     

加强网络协商民主制度供给的价值、困境与路径分析

加强网络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有助于推进网络协商民主的资源整合和功能融合,能够进一步强化对协商参与主体、协商信息和协商技术平台的规制,有效激活存量制度资源,保障网络协商机制的有效运行。其主要困境体现在制度供给难以与互联网时代接轨和融合,未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变迁,同时,缺乏对制度供给外部环境的规划和调整,对于如何构建适合网络时代的外部环境并推进网络协商的有效运行缺乏明确的规划。加强网络协商民主制度供给需要着力于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明确界定政府角色和责任、提升公民素质等。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新论

公众参与推动日常民主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真正好的公众参与就是互相交流、互相讨论,政府能够理解老百姓的观点是什么,老百姓也能够理解政府的困境是什么,这样的公众参与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四个统一：中国特色政党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化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民主作为民主政治实践模式,既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的关键路径。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与理念统一视角推进政治协商与协商政治的二维互动,是加强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实践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推进咨询与对话的统一,实现咨政协商与平等协商的内在契合,不仅符合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践惯性,而且拥有实践展开的现实可能;从形式与内容的二维统一完善政党协商的程序规范与实质参与,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制度优势,而且是贯彻政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民主政治的"点"与"线"统一,既是人民政权的价值诉求,也是中国特色政治民主的真实性体现。     

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的理论契合及实践探索——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调研

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中具有全局性的关键环节,其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基础性作用。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等多方主体参与的社区议事机制是基层治理的创新,也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在基层落实的有效载体。通过对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的调研,我们发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有着内在的理论契合,社区议事机制正是这种默契的外显。议事机制的运行激发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为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区矛盾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机制在可资借鉴的同时仍有进一步生长的空间,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完善,也取决于其他治理要素之间的有机融合。     

中国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与功能开发

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协商民主有两重定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两重定位中都有共同要素,即党际协商民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党际协商具有引导与示范作用。党际协商发生于多主体内部,如人大、政协、政府等主体内部,以及日常的党际沟通、协商活动,因而,党际协商具有多维的政治功能,主要有公共政策功能、社会团结功能与政治合法化三大基本功能。党际协商已有较长的历史传统与实践,新形势下开发党际协商的政治价值,完善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治功能十分重要。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行政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与公众行政参与制民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前政府信息公开与参与式行政存在着相互制约的现实困境,我们应立足两者之间平衡与互动的辩证关系,从转变观念、完善制度、构建新模式等方面破解困境并开创美好的前景。     

论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及其发展路径

互联网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创新了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主要体现在:匿名性形成了协商民主的理性障碍、碎片化带来了协商民主的信息负载、数字鸿沟加深了协商民主的实践难度。互联网时代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多措并举:政府应加大对互联网空间的管控力度,强化协商意识,重视引导网络舆情,提升对网络信息的驾驭能力,关注网络安全问题;培育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在社会层面塑造体现内在宽容和互信合作的协商文化,在公民个体层面构建体现公共理性和社会信任的协商文化,在政府层面摒弃官僚文化,重视平等协商和多元沟通;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商能力,发挥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完善监督机制。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体制嵌入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广泛运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极大促进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公民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体制嵌入的问题。本文对关系嵌入、功能嵌入、结构嵌入和目标嵌入等四种嵌入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嵌入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体制嵌入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组织的公共性、独立性、志愿性和非政府性等组织特性缺失,进而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下降。解决公共服务购买的体制嵌入问题需要构建制度化的信任机制,提供必需的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政策,确立制度化的保障机制;扩大公众参与,建立决策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     

“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非制度化实践

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有正式的制度化的协商形式,也有非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参与形式。非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有诸多不足,政府部门应注重培育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和利益群体的发展,将非制度化"协商民主"转化为制度范式,提倡公共意识,加强媒体监督,以促进我国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价格听证中的公众参与

由于决策权的垄断,价格听证面临着制度失灵的困境,各种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公众的参与几乎沦为"在场的缺席"。因此,要改变公众参与的尴尬局面,就要从决策体制结构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在理论层面重点阐述价格听证在程序正义、多元民主和理性选择理论支持下的功能定位;并对具体的制度进行改造和完善,充实公众的参与权利及主体地位,从而打破决策权垄断的局面,使价格听证真正成为公众有效参与、多元主体互动和政府科学决策的平台。     

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基本途径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基本途径是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加强协商民主主体建设,构建平等的协商主体关系;加强与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的互动,建立协商民主的保障机制;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