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法律思想及其现代反思

魏晋玄学法律思想是对自西汉以来取得一尊地位的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的第一次冲击。玄学法律思想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本体论的角度对纲常礼法的根源作出新的解释,试图超越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建构新的治世理论,但终因未理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而只能向儒学回归,并在回归中消亡。     

论谭嗣同的革命伦理思想

革命批判精神和革命牺牲精神是谭嗣同革命伦理思想的两个方面。谭嗣同对传统纲常名教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批判精神；而他那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则感染和鼓舞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成为近代中国新型道德人格的一个典范。（一）“扫荡桎梏，冲决网罗”是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口号。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他说：“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哉。”①。因此，他大声疾呼：“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②。把冲决网罗…     

浅析魏晋玄学中所体现的法律思想

魏晋玄学在发展上大体经历了"名教本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名教即自然"三个阶段,从这样一种发展历程上就可以看出,魏晋玄学最终极的目的乃是旨在解决"名教"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把两者予以调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可以说始终有着一条"名教"的主线,魏晋玄学与其说是对"名教"进行批判,倒不如说是为"名教"寻找"自然"的依据,这尤其体现在玄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自然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三个方面。     

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

至今为止,对康德"三大批判"之间关系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作"道德的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后者才是康德所真正关心的"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等书是为"道德形而上学"作导论,<实践理性批判>等书是康德以"伦理学"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的"至善论"和<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所"信仰"和"目的论"的形式大致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三大批判"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德形而上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决不是全盘反传统

<正> 传统文化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二是作为各阶层的政治、经济的反映物——不同的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三是长期形成的民族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要是否定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纲常名教、文言八股、愚昧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决不是全盘反传统运动。 (摘自《思想战线》1989年第5期)     

论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

面对文明社会的普遍堕落状况,卢梭主张"回返自然"。在自然状态,人是自由幸福的,而文明社会导致人的道德堕落和人的异化。卢梭对科学与艺术的批判对于科技理性肆虐、消费日盛的现代社会无异于一副清醒剂和解毒剂。     

谭嗣同女性主义伦理思想探微

谭嗣同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深刻批判贬低和歧视女性的封建名教纲常与传统陋习，提出一系列旨在妇女解放，提高女性社会与家庭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斥纲常，以达到“男女内外通”的无阶级差等思想；改婚制，主张“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相愿而成婚”的婚姻自主思想；除陋俗，驳斥“残毁其肢体，为缠足之酷毒，尤杀机之暴著者也”的缠足恶习；正“淫”学，提倡“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的性解锢思想。其中正“淫”学思想最为激进，是谭嗣同女性主义伦理思想中最具近代性因素的反映。     

清末民初道德救世思潮的历史考察

清末民初的道德救世思潮并非某个阶级、阶层的思想意识,而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它大致经历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国初期三个时期。此一思潮以人为主体,主要围绕道德思维、道德理想、道德精神、道德责任、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实践等方面展开。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志士仁人献身经邦济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宗教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进展

马克思通过对宗教意识形态的批判,阐述了宗教意识形态的派生性和依赖性,并将宗教批判引向政治社会批判。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正确处理宗教与国家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积极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论马克思道德观的实践向度及其当代观照

马克思的道德建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建构,即在推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消解"阶级的道德",历史地、实践地建构"真正人的道德";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是历史与道德、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双重批判。实践向度是马克思道德观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三个基本要素及其维度论析

现实生活、社会分工、历史构成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现实生活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基本前提的奠基,界定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维度;社会分工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基本路径的透析,界定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的理论维度;历史构成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基本架构的确证,界定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维度。     

拷问国家金融监管制度

近年来，金融腐败案件引发社会各界的诸多关注。有关人士称，目前金融界最大的“不良资产”不是银行的呆帐、坏帐，而是赵安歌之流利欲熏心的银行高官。这些因贪污受贿而“落马”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并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过，他们的专业水平远远高于其道德水平。被私欲主宰了，又加之没有必要而严谨的任用、约束和监督机制，堕落便成为必然。个体的堕落，不也是体制的悲哀？     

经验性和规范性的民主理论——兼论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经验性的民主理论不诉诸于规范性因素，仅根据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这一要素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进行理解。哈贝马斯对此予以了批判，认为民主理论不能忽略包含道德维度和伦理维度的规范性意义。对民主不应仅作工具主义式的理解。他进而通过探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这两种规范性的民主理论的矛盾和张力，试图用第三种规范性民主理论即商议民主理论扬弃内在于上述二者之中的如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权利与善等之间的抽象对立。这种理论努力为政治哲学能够更充分地应对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和道德冲突的严峻事实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浅论《反杜林论》中的道德思想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文本,是恩格斯批判杜林唯心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著作。在该书中,恩格斯主要批判了杜林的永恒真理说,这是攻破其道德论的理论基石。杜林的道德具有永恒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道德的阶级性根源于阶级社会的对抗性关系。     

道德与伦理的冲突——道德现代性的批判与辩护

康德道德哲学遭到了源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传统的现代道德理论的激烈批判。哈贝马斯将康德的理性普遍主义道德看成现代道德的典范,而将黑格尔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视为对道德现代性的挑战,并试图在继承、调整和发展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对道德现代性进行辩护。对道德现代性的批判与辩护围绕着理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及个人自主原则等问题展开,其实质乃是道德的个人主义与非个人主义之争。只有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理论上的抽象争论才能获得其实质性意义。     

知识分子的价值观

由于价值观的的上述特征,所以,当我们谈到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时,只能着重分析那些历代相袭的、带有共性的和属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这主要有三个。 1、道德的价值我国历代知识分子都很重视道德水准的高低和品德修养的好坏。认为人若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和很好的品德修养,将是十分有价值的。这种崇高道德、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最早是由先秦儒家学派系统阐述的。孔丘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里,义指道德原则,义的内容就是仁,仁是最高的道德     

精神文明建设与防止道德堕落

研究社会的道德风貌,探讨道德发展的规律性,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尽管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道德堕落的现象。正确地认识这种道德堕落的可能性,有的放矢地做好社会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道德文化与清末革命志士的价值诉求

清末革命志士的理想追求与道德文化密切相连。详言之,这主要体现在民族道德忧患意识的激发、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感召、历代杰出英雄人物的影响与传统重德文化精神的驱动等方面。这与他们所进行的祛除固有纲常礼教弊害的道德革命具有内在思想一致性,共同推动中国传统道德近代化。     

刍议生态文明建设的几个误区

一、生态文明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传入中国的吗？ 从历史上来看，生态文明不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是从四大文明古国，特别是中国创造、弘扬和延续下来的。我们的祖先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人类生态理论体系．包括道理（天人关系的规律，如天文、地理、物候、气象等）、事理（人类活动的运筹，如政事、农事、军事、医事等）、义理（社会关系的规范，如道德、伦理、法制、纲常等）和情理（个体行为的准则，如信仰、心理、习俗、风尚等）。     

知识产权伦理的学说体系构建

构建现代知识产权伦理是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需要和伦理学理论发展要求的重要课题。它应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知识产权存在之正当性的道德批判；第二个层面是关于知识产权价值追求中的内在矛盾和知识产权运行中的伦理规制；第三个层面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所产生的重大的具有道德歧义的现实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