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分析公共利益“异化”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多种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否使公共利益异化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公共利益异化问题。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公共利益含义的阐述以及对公共利益＂异化＂的证伪,论证了在现实社会条件下不能生硬地套用马克思异化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     

浅析改革进程中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本文以公共权力异化现象这概念替代传统的腐败概念以求更深刻地反映问题的本质以及避免概念上的模糊性。文章首先从公共利益这一角度界定了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接着便立足于改革 ,从公职人员的内在动因和公共权力运作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分析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发生的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公共权力异化的不断自我增强机制 ,力求从全方位、多层次揭示当前改革进程中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发生的原因。     

公共权力及其异化治理的伦理选择

公共权力是一种维持、调整和发展社会生活基本秩序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制性力量,它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公共权力背离维护和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标就会形成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异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伦理方面的缺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从伦理角度加强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治理将有助于公共权力的合理有效运行和价值目标的实现。     

公共权力异化的利益诱因与道德制约

公共权力作为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 ,自其产生就带有双重特性。它产生的合法性基于公众对其能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特性的认可 ,但由于其具有权力的一般特征 ,又使公共权力存在异化的可能。通过对权力异化过程中的利益诱因分析 ,借助道德对公共权力异化的制约作用 ,可以为公共权力异化的防范寻找新的途径     

智慧社区公共价值创造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推进

智慧社区并非“智能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简单物理叠加，而是基于两者互动融合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涉及社区业态创新、跨界融合及价值重构等社会属性议题。智慧社区各方行动者在参与“智慧化”建设过程中源于传统、利益、角色、理性及自身定位等多方面博弈，部分地衍生出过度技术化倾向、公共价值关怀匮乏、技术治理异化等问题。公共价值作为一种社区治理创新范式，它推崇公共利益重塑和集体偏好表达。围绕智慧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属性不足问题，公共价值创造可以合理平衡治理绩效和价值生产的关系，树立公共意识，坚持公共利益导向，从单一追求技术物理空间改善转向兼顾社会关系营造、行为习惯培养和道德伦理塑造，打造一个异质多元良性的社会治理空间。     

制止“乱罚款”重在良性制度

“执法经济”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异化,意味着公共权力沦为了部门及个人敛财的工具。其结果是,守法公民和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公共利益的界定与法律规制

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和内容，是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之一。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人们试图列举出公共利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以期给公民、法人和管理者一个清晰明了的“单子”，使人一目了然，有所遵循，以解决部分地方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开发商之利，导致拆迁、征地中纠纷不断，甚至引发出难以理喻的种种事端。但是，讨论、争论之后，大家发现，“公共利益”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要用法律条文加以界定，竟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异化：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史上的“逻辑中介”——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链接式解读”

以往学术界在阐释“异化”这一范畴时，往往将“着力点”放在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异化的后果、异化的其他历史形态、异化的未来命运及消亡途径等方面，尤其是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讨论得非常深入，而对异化的“历史性功绩”研究甚少。随着对异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异化的评价也应该有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即应该把“异化”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将“异化”与马克思的其他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就异化谈异化”。普遍异化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又是后一历史阶段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异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尤其在共产主义学说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成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史上的“中介”和“桥梁”。     

征收征用中的公共利益

吴卫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撰文认为，公共利益是国家启动征收征用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现行法律还未就公共利益作出相应规定，以至政府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被认定为公共利益，导致征收征用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合法进行征收征用，合理维护公民权益，正当实现公共利益，有赖于法律规范公共利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界定公共利益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征收制度的异化与回归

吴光荣在《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载文《征收制度在我国的异化与回归》认为，征收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运用公权力强行取得私人所有的财产的制度．是公权力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合理限制．在本质上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强制购买。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升级。城市高速发展与土地资源短缺之间的紧张矛盾     

公共决策利益博弈与和谐社会利益格局

公共决策的本质是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配置，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在公共决策中，公共权力主体要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正视社会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有效增进公共利益，形成和谐的社会利益格局。     

知识产权在国际环境中的异化

异化是指从主体分离的对象，反过来束缚甚至压抑主体，知识产权在国际环境中异化成束缚甚至压抑知识产权弱势主体的工具，异化的例证有专利给发展中国家人们带来的是疾病、商标权开始将触角延伸至消费者。国际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以经济利益为至上目标与其基本理论共识的缺失是异化的原因。这提醒我们，必须警惕国际环境中客观存在的知识产权异化。     

公共治理如何体现公共利益

公共治理是公共权力部门整合全社会力量，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和体现公共利益，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公共利益取向

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性事业，追求公共利益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当前，市场机制介入医疗卫生领域，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及卫生事业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已经遭受挑战。为此，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应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应有效履行传统的责任和职能，而且还意味着政府应创建和完善有利于公共利益维护与增进的制度安排。     

技术赋能治理的异化风险及其防控

快速迭代的数字智能技术正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充满张力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传统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不断提速。数智社会的良性发展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也要警惕技术赋能可能存在的各种异化风险。要辩证理性地看待数字技术及其运用，处理好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数字权力和公民权利、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技术赋能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数智技术正面效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消除其潜在风险以及负面效应，通过数智善治创造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     

正当程序：获取对公共利益同意与支持的要径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当务之急。理论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有两条思路，一条是通过概括加列举的方式从实体上对公共利益具体内容进行清晰的界定，一条是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设计来界定公共利益。本文认为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正当程序是获取对公共利益同意与支持的要径，并在文中对界定公共利益的正当程序进行了具体路径分析。     

转型期公共利益的实现路径选择

公共利益是公共生活的规范目标。公共利益是无法自发实现的，必须借助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能在政治实践中施行。但是在当前转型期的特殊情境下，公共政策存在三种背离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公共政策的制度化有利于化解公共政策对公共利益的背离，更好地强化公共利益的实现。     

应通过立法界定“公共利益”

刘诚在《发展研究》2008年第11期载文《公共利益问题探析》。宪法和物权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和其他不动产。基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本应在法律上做明确界定，然而究竟何为公共利益？很难做出确切的回答，因此多数国家的法律对此未予以定义。问题是立法者是否可以在制定一项征收法律时，仅仅概括地规定“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授权征收的基础？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美国和德国司法界均持否定态度。     

地方立法利益衡量中的“公共利益”

地方立法利益衡量过程中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确认和界定,公共利益应当具备地域性、整体性、受益多数性和直接相关性.要对“少数人”利益、弱势群体利益、环境利益、商业利益、政府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进行小心甄别,上述利益,有的属于公共利益,有的则不属于公共利益.在地方立法利益衡量过程中,要优先选择公共利益,这是地方立法应有的利益衡量观.除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外,还要注意比例原则和补偿原则的运用.同时,公共利益优先还有例外情况,个体的基本生存利益要优于公共利益.     

浅谈城市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在城市政府管理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城市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和实现，对城市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要站在国家和整个社会的高度来考虑。政府的工作要获得社会的全面承认，必须健全政府的社会公共行政职能，使其为公共利益运作，为公共利益服务，才能体现政府的公共性质。只有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