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需求及实现路径

公共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现实诉求，既符合乡村善治需要，又体现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精神，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实现涉及公共精神、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公共规则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只有从公共价值的本质出发，明晰共建要求，创新共治方式，彰显共享旨归，才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美好愿景。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机理和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推动“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价值耦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之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性。然而，公共文化服务能否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其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耦合，还存在价值取向、供给机制、供给效能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优化供给机制，从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便成为实现“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加强对社区居民的价值引领、完善全过程参与机制、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借助数字化治理工具等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正向赋能。     

绿色融合式治理：城乡结合部社区生态治理的空间转向与生成机制

城乡结合部社区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其“亦城亦乡”的混合形态为城乡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治理与生态治理的有机融合,进而推动我国新型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本研究以成都市公园社区示范点为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理论为视角,以“空间断裂—空间修复—空间适配”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相“切割”引发了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新陈代谢断裂”;通过空间修复与空间营造,城乡结合部社区实现了从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分类而治转向空间适配的绿色融合式治理。“绿色融合式治理”是一种以“绿色”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社区治理创新机制,包含“多元主体联动”“空间尺度再造”与“空间资源融合”的内在机理,不仅拓展和丰富了社区治理的理论维度,更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绿色融合式治理”不仅是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也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推进全球生态正义的实现。     

“住枫桥”:智慧社区新样本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场域,数字治理也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在向新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直面基层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推动数字治理技术和社区治理机制的融合创新,以“住枫桥”平台为载体,构建了系统的智慧社区服务体系,探索了数字治理时代智慧社区建设的新路径。     

融合抑或分化：城市大型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与居住福利治理

囿于偏离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保障房社区似乎天然面临着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和资源分配差异的“极化”，直观影响着居住福利的再分配。基于对保障房社区走向社区融合抑或分化的问题考辨，本次研究从空间视阈出发，对多维度的空间意义及与其紧密关联的居住福利风险肇因进行了学理分析，以“空间再造”作为中介理念，进而提出“服务型社区资本建设”下“阶层-空间-福利”进行三方联动的可能，从而在融合角度达致保障房社区对“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双重需求。由此，本次研究甄选南京市D保障房片区作为相对独特且典型的一个空间治理单元，分别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出发，将“融合抑或分化”的思考嵌入对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福利治理的扎根式论证之中，希冀归纳出有别于常规型社区治理、旨在追求兼具社会公义与市场效率的新的空间治理范式，为国家或地方风险治理提供具备时效性的实证参考。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公共权力及其异化治理的伦理选择

公共权力是一种维持、调整和发展社会生活基本秩序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制性力量,它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公共权力背离维护和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标就会形成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异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伦理方面的缺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从伦理角度加强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治理将有助于公共权力的合理有效运行和价值目标的实现。     

“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关系等的持续巨变,传统固化的“单位人”逐步为“社会人”和“个体人”所替代,社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社区成为民生问题、社会矛盾的汇集点的同时,也提供了延伸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空间.在构建“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基层社区展开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管控型”转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新理念新思路、社会资源配置社区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网络化基层时代的社区治理新技术以及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没有永远的最新,只有永远的更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来自基层的令人惊喜的治理智慧.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以人为核心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化研究

社区公共空间泛指社区场域内，供社区各类主体，特别是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使用的家庭之外的物质形态的空间和非物质形态的空间，大体包括物理空间、交往空间和虚拟空间，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构成统一整体。社区公共空间活化的核心在于“人”，重点在于交往空间，特别是议题空间，只有围绕“人”的因素，将议题空间建构起来，社区公共空间才能真正活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效用。为此，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化必须秉持公共性，注重议题空间，坚持多样性，倡导内生化。     

城市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偏好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多案例分析

信息化技术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社区治理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体,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延展性应用。民政部"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全国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实验地域、实验类型、实验梯度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案例表明,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互联网信息技术注入社区空间,促进了各地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参与、智慧社区发展、社区电子商务等领域构建新时代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但同时,伴随着国家技术性治理与服务行为的推行,城乡差距、数据垄断、信息泛滥、网络安全、技术依赖、智能低效、监管缺失等问题和风险在社区治理信息化实践中有所体现,相应的反治理行动也正在显现,突出表现为技术应用门槛与治理短板、数据指标硬化与治理内耗、信息安全监管与治理风险等。因此,推动社区治理信息化的适应性变革,未来的关键在于削弱技术对于效率的纯粹性依赖,兼顾信息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统筹信息技术行动与社会责任,同步信息技术发展与治理体制变革,从而实现社会与技术的共同构建和融合发展。     

公共性：社会整合的价值关切

面对转型社会中的市场失序、价值失序，开展社会整合势属必然。由于“政府导控型”的社会整合在公共治理中起重要作用，所以提高社会整合力以建设和谐社会，就需要扩大公共性。这一要求从目的角度提出来，要求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原则角度提出来，应当以公共性为取向对合理化的整合行动进行矫正；从过程看，社会整合应当依靠民主程序、诉诸公众意见和集体意志。     

中国特色的社区“公益硅谷”发展雏形--“洋泾八九一公益坊”的创新思考

当前，上海各区县、街道（乡镇）正在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文件精神。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坚持效能为本原则、强化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运用多元并进的策略、汇集多方资源打造“公益诚信社区”。尤其是其“洋泾八九一公益坊”的探索实践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其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三个一”：一个开放现代的公共空间、一条多元共生的公益生态链、一个专业合作的创新实践基地。     

双边公共平台的价值演绎

双边公共平台是指连接生态系统中的至少双边群体,在开放共享的基础上,通过网络效应提供互动机制以实现群体间相互满足的一种公共治理体系。其实质是开放互动的合作战略和平台型治理模式。双边平台的战略优势与优良属性,使得平台能够兼顾公平民主与经济效率、秩序与创新等公共价值,这些价值是由水平的创价模式与路径来实现的。理论演绎双边公共平台的价值及其创造模式,有助于认识双边平台引入到公共治理的必要性,推动公共平台战略和平台型治理。     

“新治理”与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及治理价值选择

“新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诞生的一种理论,其主要理念是强调主体多元、利益共商、价值中和及社会自治等。实践证明,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离不开“新治理”理念的引入。     

浅析现代社会公共政策价值包中的多元价值构成

社会公共政策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标。公共利益无疑应当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政策以解决问题为依归，但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的政策效果可能就会不同。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其实是一个多元的价值构成，有公平与效率价值、稳定与革新、法治权威和民主参与等价值之间的平衡和矛盾。这些价值取向组成了一个价值包，从而形成了社会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多元结构。     

基于伦理视角的政策终结价值探析

问题导向是公共政策的重要属性，当意欲解决的社会问题已经解决或发生变迁，及时终结那些已经失效或过时的公共政策不仅可以提高政策绩效也有利于社会治理效果的改善。然而，由于公共权力部门化以及公共利益私有化的掣肘，政策终结在现实中难以顺利实施。通过改善行政文化、兑现政治承诺和回应社会期待等伦理路径内化公共利益，是推进政策终结的根基和保证。     

论政府的价值与政府入的角色

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政府的价值定位是工具性的,由此决定了政府人的角色定位为“公共人”,即政府人必须表达公共意志、维护公共利益与实施公共行为。从权利与义务时等的角度看,“公共人”拒绝部分“私权利”是合乎逻辑的。     

邻里中心视角下的社区公共空间建设

正"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50年代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文献之中。1960年代初,芒福德、雅各布等城市研究学者开始关注公共空间的人文和社会价值。社区公共空间是指社区居民可自由进入并不受约束地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公共场所。社区公共空间向公众开放并提供服务,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和使用。根据供给主体和服务属性不同,社区公共空间可分为公益服务空间和商业服务空间。其中,公益服务空间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不以营利为目的,服务项目由公共财政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