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瑶族传统婚俗

正位于云南南部、红河州东南端的河口县是云南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全县辖6个乡镇,居住着汉、瑶、苗、壮、傣、彝、布依等民族,总人口10.47万人,其中瑶族人口有23370人,占23.5%。河口境内的瑶族有蓝靛瑶、白线瑶、沙瑶、红头瑶四个支系。河口瑶族在6个乡镇均有分布,据瑶族家谱《路祖图》记载,他们的祖先唐代住在湖南,宋代逐步向广东、广西迁移,清初又逐步向云南迁移。有的经富宁、广南、文山、屏边迁入河口,有的由富宁经麻栗坡、马关迁入河口,有的由广西进入越南,再由越南迁入河口。由于相对聚居,民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多,传统婚俗更是内涵丰富、别具特色。     

乡村治理进程中“基层组织”权威的缺失与重建——基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

用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观点可以阐释基层组织权威缺失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原因。重建基层组织权威,需大力发展壮大乡村经济;重新塑造基层组织形象,提高基层组织公信力;集中精力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妥善处理基层组织与非体制精英的关系;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     

乡村治理进程中"基层组织"权威的缺失与重建——基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

用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观点可以阐释基层组织权威缺失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原因.重建基层组织权威,需大力发展壮大乡村经济;重新塑造基层组织形象,提高基层组织公信力;集中精力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妥善处理基层组织与非体制精英的关系;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     

阿科瑶寨的家族、宗教与寨老:权威的传统建构

瑶族社会组织研究领域中,寨老制研究是一个应用性很强且具理论指导意义的课题.阿科瑶族村落社会的整体运营及整合所赖以进行的社会单位是大小不同的父系家族,基本单位是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并以此为基础产生村落内部的权威群体--寨老.从寨老群体权力核心的构成,可以看出其与家族规模及经济实力的密切关系.寨老群体权威的确立、展开和延续却很大程度依赖村庙祭祀提供的仪式展演空间.寨老权威的传统建构形态是瑶族人民自主管理社会乃至文化资源最大化利用的智慧结晶.     

影响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

影响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有族裔传统政治文化、现状满足感、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和对参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等。通过具体分析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他们对自身在美国的生活现状较为满意；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在逐渐增强，但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政治信任感还不够；如果考虑到政治参与的成本大于参与取得的收益，很多美国华人对参与政治不热心。     

政治权威的嬗变与清末民初中国政局——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清末民初湖南政治权威变动状况的考察,可知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政治权威的转换密切相关,传统政治权威的衰落、新式社会权威的崛起是辛亥革命爆发和成功的起点和原因,新式政治权威的地位确立与否又与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封建政治权威逐渐衰落,但其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传统政治权威仍然具有极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新兴政治权威崛起后,但却无足够的实力除旧布新、稳固政局,只好与旧式权威妥协,政治民主化、政治权威合理化、法制化无法实现。这导致了民国政治现代化之路举步维艰。     

论明代吴中文人政治观念的变化及其历史意义

明代的吴中文人常常和政治权威保持一定距离,造成一种不关心政治的形象。其实他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改变了传统文人的政治态度,他们孜孜于个人事业,既无怀才不遇的政治悲愤,也无传统文人的政治怀抱,由关心家国天下变为关心地方利益;由献身于君国变为关注自己生活。在国家利益的矛盾中敢于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私权意识在逐渐滋长。这是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变的重要信号。     

瑶族文化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新探

悠久的历史给瑶族人民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溶于血与肉的瑶族传统文化，既有反映瑶族精神的精华，同时也有形成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非现代性的、甚至阻碍现代化的糟粕。因而，如何摒弃瑶族传统文化的糟粕，弘扬瑶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实现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仍然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一、瑶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探索瑶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着眼点不是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本身，而是形成这些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的行为方式，以及其中蕴藏着的民族文化心理。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对瑶…     

论清王朝建构粤北瑶族国家认同的策略

为治理粤北瑶族地区,自康熙朝至道光朝,清王朝"剿戮之以伸威,抚绥之以示教",逐步制定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建构粤北瑶族国家认同的策略.文化上,立书院、兴儒学;军事上,肃营伍、并汛卡;政治上,重吏治、编寨落;民生上,善抚驭、恤难民.多种措施使粤北社会"民归业,瑶输诚",实现了从"乱"到"治"的转变.粤北瑶族逐步接受国家的治理方略,初步实现了国家认同的目标,为民国时期粤北瑶族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田林:村企携手党建联建助脱贫

<正>盘古开天辟地,从上古时期流传至今的神话已经深入人心。而崇祀盘古,把他当作开天辟地神和人类始祖神颂扬也成为许多瑶族部落的传统,代代相传。甚至很多瑶族部落以盘古瑶族自居。位于田林县利周瑶族乡和平村平坤屯就居住着伟江、六里、青龙、伟红、六为等5个盘古瑶族自然屯60多户200多人,他们利用原生态小盆地的独特地势,长年河道潺潺流水的自然优势,怡然自居,成立了传承文化习俗传统的盘王部落。     

新桂系对桂北瑶民起义的善后政策

面对战争给桂北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破坏，新桂系当局提出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善后政策。虽然这些善后政策当时就对瑶民的生产恢复具有很大的帮助，长远意义上也有利于瑶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其值得大胆肯定的一面，但是善后政策背后隐藏的进行民族同化、消弭斗争的真实目的，则是我们要提出批判的。     

新时期要增强党的权威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党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文章就新时期要增强党的权威这一问题,从增强党的权威的必要性、新时期党的权威受到哪些挑战以及如何增强党的权威三个方面做了简要分析。     

论创建责任型警察

在现代法治时代,权力就是责任,行使权力就是履行义务。不依法行使权力或者懈怠执法,就是违法;权力不再是执法者寻租的资本,责任行政和责任政府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责任行政是现代法治政府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应当对自己的执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警察行政权力的运作应当始终置于法定责任的轨道。市场经济不需要似乎无所不能的权力型警察,而恰恰需要被严格限制权力的责任型警察。     

三苗、荆蛮与瑶族来源问题

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材料相结合之下，作为三苗文化遗存的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应是包括瑶族先民在内的各古代部族在远古时期的文化遗留。商周时期荆蛮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与■、越、巴、卢戎等族的交错杂处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孕育形成新的古代民族族群，这些族群在秦汉以后被史籍按分布地城称为长沙蛮、武陵蛮等．并最终从中分化出莫徭。瑶族的民族来源和文化渊源由此有了比较明确的线索。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法治本身的需要;影响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缺失法律信仰的根基、法律信仰的前提、法律的权威性,是法律信仰普遍性的缺失。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社会优住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信仰培养,培育国家公职人员现代法治精神。     

传统法文化的断裂与现代法治的缺失--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建构路径选择的社区个案研究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自治县十里村乡所辖的平安寨,是一个"红头瑶"世居的村落.历史上的平安寨主要依靠其以寨老制度为核心的村落社会控制系统维持社会秩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平安寨的传统法文化出现了断裂,社会控制系统功能衰弱,而国家法的实施又不尽如人意.国家法与习惯法不能良性互动,致使该地区社会秩序和治安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因此,需从公权力机关合理性基础的建立、民间权威的整合、国家法建设的完善三个方面来解决平安寨的问题.这是一种从民间、国家两方面努力建构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的路径.     

资源理论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竞争优势——以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为例

文章以资源理论的Peteraf(1993)竞争优势模型为基础,引入了企业家型政府和支持系统、旅游资源保护及资源拥有者的积极性等因素,并以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为例,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机理进行了分析,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竞争优势的框架模型。文章希望能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参考思路。     

新形势下厦门对台优势与作用问题研究—兼论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区之构建

厦门近30年来在发挥独特对台优势，拓展两岸交流合作，促进对台工作与两岸关系发展中起到了一系列独特作用。厦门对台优势与作用的发挥，与祖国大陆及厦门开放型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有着高度的正向相关性，是和中央在改革开放与对台工作方面对厦门的定位以及相应赋予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紧密相关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挥厦门对台优势与作用，既面临诸多制约与挑战，也面临重要机遇与现实可能，但依然有其客观必要性，并有赖于中央在改革开放与对台工作方面对厦门的新的定位和相应的政策支撑，特别是有赖于厦门经济特区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向自由经贸区转型。当前中央应在厦门建立一个遵循WTO无歧视原则的开放性的“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区”，整合构建起一个有助于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区域（两岸）合作、促进国家统一的平台，以进一步发挥厦门对台优势与作用。     

论警察执法权威与社会平安治理

警察执法权威先于警察执法，警察执法权威的获得既需要法律上的合法性也需要政治上的正当性。警察执法权威在社会平安治理过程中得以实现，更是在公共平安治理中公民和社会资源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专业化建警是警察执法权威和社会平安治理实现的基本前提，法治化建警是警察执法权威和社会平安治理实现的必然路径．开放性建警是警察执法权威和社会平安治理实现的重要保证。     

对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实践的分析和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长和犯罪低龄化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执法理念、审理方式、处罚方式和量刑幅度直接关系到他们将来的前途和命运,也是一直以来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不断在探索的方向,应该慎之又慎。从检察实践者的视角,以体现人性关怀和司法进步为理念,对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采取怎样的审查起诉方式办案、检察机关如何参与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化体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