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辩护的现实阻碍与优化路径

2018年立法机关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可依法从宽处理。控辩双方实现由激烈对抗向合作的转变,诉讼效率显著提高。然而,当前认罪认罚程序适用中律师开展辩护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值班律师定位不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充分、律师辩护效果不佳。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正:一是推进值班律师"辩护人"化,赋予值班律师与辩护人同等辩护权利;二是加强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三是构建"有效辩护"机制,提高律师辩护的有效性。     

我国律师保密权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律师保密制度是律师制度的一部分,是刑事诉讼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不仅事关律师自身的权利义务,也对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律师保密制度的现状和不足,比较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完善律师保密权规定及配套措施,是解决律师保密制度缺陷的必由之路。     

论我国公职律师制度的现状和完善

我国正处于建设法治国家的强劲阶段,公职律师制度在建设法治国家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公职律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各地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设计了适合本地区的公职律师模式。然而,公职律师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管理体制、与政府职权容易混淆、经费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针对这些不足对我国的公职律师制度进行完善,有效发挥公职律师制度的作用。     

从《律师法》冲突中寻求“良方”

对于中国律师业而言,有些时刻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2008年6月1日,新修订《律师法》正式实施。新修订《律师法》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     

《律师维权在北海》专题报道之一 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

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首先是为刑辩律师维权。北海警方此次一口气抓了4个律师,甚至连根本没有取证的律师也抓起来,抓捕规模已属史无前例。如律师群体再保持沉默,律师刑辩之路,恐将跌入深渊。为刑辩律师维权,是因刑辩律师在为普通百姓维权。庄严公正的法律不应放过一个坏人,但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法律要保障每个公民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必须让每个公民都能享有不被刑讯逼供的自由,不被枉法裁判的自由和接受法律服务的自由。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也在为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贡献力量。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只有从《律师法》落实到真正的诉讼程序中,促进《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条文的修改,刑事辩护的程序正义才能真正得到维护,中国也才能真正成为法治国家。     

浅析美国律师职业秘密问题

美国对于律师职业秘密问题的规定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在美国,律师职业秘密问题至少包括:律师——委托人特权,律师工作成果豁免原则,职业道德上的保密规则。律师职业秘密问题的基本内核,实际上是利益权衡原则。律师的保密特权和律师的保密义务共同构成了律师职业秘密问题的基本内涵,是律师职业秘密问题中最重要的规则,成为律师职业秘密规则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律师职业秘密范围内,"律师"的含义是指一个群体。并且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职责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     

《公职律师调查》专题报道之一——公职律师，付出并困惑着

在庞大的律师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群体颇为引人关注。 他们集双重身份于一身：既是执业律师,又是国家公务员。 当老人、儿童、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会挺身而出;当企业职工应享受的劳动权利被剥夺时,他们免费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当政府部门在依法施政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他们是政府部门的“智囊团”。 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公职律师,亦称为“政府律师”。 然而,这个群体自从亮相社会舞台伊始,便饱受质疑。最大的问题是公职律师制度“法无依据”。 即将于2008年6月1日实施的律师法中“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的规定更是让公职律师尴尬不已。 法律界人士普遍担忧,没有律师法明确其地位,戴着“师出无名”,“于法无据”帽子的公职律师还能走多远？     

故中国法治的筑路者

中国政法大学许身健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三类律师三种车》，以三种车比喻三个国度的律师，读来饶有趣味。按照许教授的说法，德国律师就是奔驰：“豪华、昂贵。器宇轩昂，是车中贵族，速度快，安全性高，当然，体积及重量都很大，需要宽阔路面，对燃油质量要求高，日常的保养以及修理所需价格不菲，这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美国律师是大众捷达，质量可靠而皮实耐用。     

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活动探微

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活动,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活动只能是特定事项而非全权代理。对于律师“提前介入”,公安机关应做好:加强干警法纪与道德教育,建立健全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管理,加强刑事诉讼活动监督,保障律师依法介入。     

律师法律援助责任辨析

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但对律师法律援助责任性质的认知,尚存在模糊甚至错误之处。在法律援助中,律师承载着职业使命与道义担当,不得无故拒绝办案,但也绝不可能无偿办案,否则难以为继、违背常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予以合理、充分的成本补偿,采取政策措施吸引律师参加法律援助,对于调动律师的援助积极性、提高办案质量、保障受援人权益、树立律师界良好社会形象,都有着根本性的促进作用。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

律师制度恢复重建30年，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做好律师工作、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我国律师制度日益完善，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律师作用愈加明显，广大律师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     

论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之保障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刑事辩护律师在侦查过程中的地位尚不明确,律师应当具有的众多权利需要在立法的层面上予以明确和拓宽。我国应当加强保护律师的辩护行为,确立司法辩护免责制度。     

16-17世纪英国出庭律师的兴起

16—17世纪初,英国出庭律师迅速崛起,成为英国第一个具有职业意识和职业地位的律师集团。通过对出庭律师社会出身的考察,发现越往上走律师学院人员的出身越低,而且,普通法律师的这种低出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正是中低等阶层进入律师职业,将新兴力量带入其中,从而导致了出庭律师阶层和律师职业的大发展。     

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必要性刍议

目前 ,我国律师在刑事执业中困难重重 ,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最主要的原因是律师在刑事执业中风险太大。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豁免权有利于实现设立律师制度的目的 ,维护弱者权利 ,维护最基本人权 ,同时也是跟国际相接轨的现实需要。     

律师会见的珠海“绿色通道”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律师业的发展。 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正式实施。 律师界普遍对这部法律寄予厚望,希望这部法律能一举改变当前律师恶劣的执业生态。然而。希冀于一部律师法来解决律师执业中的所有问题的想法很快被律师界嘲笑为“很傻很天真”。直到新《律师法》实施两年半后,从“司法改革背景下《律师法》实施问题研讨会”上显示的信息依然不容乐观。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等执业权利普遍难以落实,新《律师法》因为和刑诉法“打架”,被束之高阁。     

中国刑辩律师执业现实

在法庭之外，公众对律师职业存在认知偏差，律师常常陷入道德漩涡；在法庭之内，律师的头上则“悬了一把剑”     

侦查阶段律师提前介入的相关问题

<正>《律师法》颁布实施已4年有余,《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曾经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问题,这些问题在2013年1月1日即将实行的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关于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问题,《律师法》和新《刑事诉讼法》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新《刑事诉讼法》将     

自信迎来春暖花开

在律师执业环境寒冷,律师业被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困扰的今天,珠海的律师无障碍会见制度让律师感受到了春天的一丝暖风（《民主与法制》2011年第7期《律师会见无障碍》）。然而,虽然保障律师会见权的新《律师法》实施已有两年半之久,“会见难”问题却仍未得到根本性改观,暖风尚未融化冰雪。究其原因,某些侦查机关和看守所的阻碍不可不提。     

试论律师职业道德的认知和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对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能否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法律知识与技能,也取决于律师良好的职业道德.本文主要通过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概念、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如何完善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相关对策,希望能为提高律师职业道德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律师制度恢复30年》专题报道之三 中国律师制度的变迁之路

在沉寂了20多年后,中国律师的执业活动复苏了,这一年是1978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律师制度开始走上了漫长的改革之路。从那时到今天的30年中,律师管理完成了突破性的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