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讼师到律师：清末律师制度的嬗变

中国近代律师制度是清末改制效仿西方法制的产物。该制度的引进既是源于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的内在诉求。也受到一系列外在因素的刺激，并且有着力倡律师的观念和思想氛围作为精神支撑。清末律师制度滥觞于《大清民事刑事诉讼律草案》，但因过于激进，该草案遭致流产，致使其后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不得不后退一步。之后律师的法律地位在《法院编制法》中得到正式承认。1911年《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正式确立了律师制度。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发展史对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     

直面律师诚信制度建设

从1979年我国恢复律师制度26年来，执业律师已达10．2万多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律师作用将日渐彰显。长期以来，由于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活动空间和范围较大，有的律师往往把自己定位为“无拘无，束”的“自由职业者”，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加之管理方式和管理机制的原因，少数律师职业道德缺失，服务为民、维护正义等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诚信服务意识逐渐淡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商业化倾向日趋严重。有的为了争揽业务，包打官司，互相贬损和诋毁对方，搞不正当竞争；有的责任感不强，不能恪尽职守，工作敷衍了事，玩忽懈怠，拿钱不办事；     

《律师的天空》连载之一当我还是新律师（上）

从本期开始，我刊将为读者朋友们连载律师李海珠的作品《律师的天空》。本书不仅用作者真实的经历诠释了一部草根律师的艰辛奋斗史，也是一部新律师发展的启示录。     

从《律师法》冲突中寻求“良方”

对于中国律师业而言,有些时刻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2008年6月1日,新修订《律师法》正式实施。新修订《律师法》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     

《律师维权在北海》专题报道之一 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

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首先是为刑辩律师维权。北海警方此次一口气抓了4个律师,甚至连根本没有取证的律师也抓起来,抓捕规模已属史无前例。如律师群体再保持沉默,律师刑辩之路,恐将跌入深渊。为刑辩律师维权,是因刑辩律师在为普通百姓维权。庄严公正的法律不应放过一个坏人,但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法律要保障每个公民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必须让每个公民都能享有不被刑讯逼供的自由,不被枉法裁判的自由和接受法律服务的自由。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也在为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贡献力量。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只有从《律师法》落实到真正的诉讼程序中,促进《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条文的修改,刑事辩护的程序正义才能真正得到维护,中国也才能真正成为法治国家。     

《公职律师调查》专题报道之二：公职律师的角色之忧

52年的缓慢推进 中国的公职律师制度形成,是在建国后。 1956年,国务院批准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律师暂行条例（草案）》发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800多家法律顾问处,一批精通法律、长于实践的专职公职律师应运而生。     

论我国公职律师制度的建构

公职律师制度对于维护社会正义、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本文认为公职律师并非单纯的国家公务员,将其定性为公职人员更符合各类型公职律师的共同身份特征。同时,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并借鉴公职律师制度的有益试点经验,从公职律师的种类设置、工作机构设立、管理和法律规制等方面就其具体的制度构建与完善提出建议。     

论我国公职律师制度的现状和完善

我国正处于建设法治国家的强劲阶段,公职律师制度在建设法治国家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公职律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各地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设计了适合本地区的公职律师模式。然而,公职律师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管理体制、与政府职权容易混淆、经费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针对这些不足对我国的公职律师制度进行完善,有效发挥公职律师制度的作用。     

《律师制度恢复30年》专题报道之一 中国律师参政议政30年之痒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刑事辩护制度的恢复,标志着“无法无天无律师”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吹响了重建中国律师制度的号角。在接下来的短暂而又漫长的30年间,中国律师制度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成长和成熟着。13万中国律师也在“会见被告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的执业“三难”问题的困扰下,在司法“潜规则”和执业冲突中奋力突围,并且作为一股新兴的民主化法治化力量而崛起。回顾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后30年走过的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律师不仅见证着中国的法治进程,而且完善着中国的法律制度,同时也聆听着中国法治进步的足音。     

中国律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八大亮点

中国律师积极志愿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以专业的视角帮助未成年人实现自己的权利。近几年来,中国律师在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方面表现出八大亮点。一、从个别律师的志愿行为转化为行业推动行为1999年11月,几个志愿律师牵头发起设立“中国青少年法律援助律师协作网”(以下简称协作网)。在当时,协作网是一个纯民间的志愿网络,仅有十几名律师加盟。到2000年7月召开协作网第一届年会时,协作律师也不过二三十名。2002年1月,在几名志愿律师的推动下,北京市律师协会(以下简称北京律协)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未…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辩护的现实阻碍与优化路径

2018年立法机关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可依法从宽处理。控辩双方实现由激烈对抗向合作的转变,诉讼效率显著提高。然而,当前认罪认罚程序适用中律师开展辩护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值班律师定位不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充分、律师辩护效果不佳。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正:一是推进值班律师"辩护人"化,赋予值班律师与辩护人同等辩护权利;二是加强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三是构建"有效辩护"机制,提高律师辩护的有效性。     

律师职业商业性若干问题探讨

律师职业不具有商业性，这是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但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随之出现的律师职业属性的变化，这一观点面临挑战。律师职业具有商业性在当今经济社会条件下具有必然性，也已成为客观事实，从立法上和学理上确认这一事实并对之进行规范和限制，有助于遏制律师职业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更有利于律师职业的健康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     

建立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构想

自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修改以来,律师因刑事辩护而遭无端刑事追诉的情形时有发生。面对我国因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立法缺失致使律师执业屡遭不测的现状,笔者在考察国外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讨,并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初步构想。     

《律师会见无障碍》专题报道之一 律师会见的珠海“绿色通道”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律师业的发展。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正式实施。律师界普遍对这部法律寄予厚望,希望这部法律能一举改变当前律师恶劣的执业生态。然而,希冀于一部律师法来解决律师执业中的所有问题的想法很快被律师界嘲笑为很傻很天真。直到新《律师法》实施两年半后,从司法改革背景下《律师法》实施问题研讨会上显示的信息依然不容乐观。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等执业权利普遍难以落实,新《律师法》因为和刑诉法打架,被束之高阁。就在全国律师对律师权益常年得不到保障陷入悲观的时候,律师会见难这一痼疾在中国南方小城珠海悄然破冰。在这里,律师不但会见当事人畅通无阻,而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北京检察机关更是将律师会见延伸到了审讯场合,开始试点律师旁听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给律师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些做法不仅让律师们感觉到春天的气息,同时也让本社作为一家法制传媒积极关注律师执业环境改善的努力,得到了稍许的欣慰。据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已经建议,将修改刑事诉讼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有了珠海经验和北京律师旁听讯问制度的先行铺垫,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衔接...     

我国律师保密权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律师保密制度是律师制度的一部分,是刑事诉讼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不仅事关律师自身的权利义务,也对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律师保密制度的现状和不足,比较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完善律师保密权规定及配套措施,是解决律师保密制度缺陷的必由之路。     

中国律师制度的新发展——《律师法》立法工作回顾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这是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律师法,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和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律师法》总结了17年来我国律师工作改革的经验,又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了外国律师立法的有益经验,将对保障我国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合法权益,规范、管理律师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司法部自1989年成立《律师法》起草小组,开始立法工作到《律师法》出台,历时八载,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回顾这项工作,对深入了解认识我国律师制度,是大有裨益     

从定性到定位：中国律师的基本问题

转眼之间，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已经30周年了。30年来，中国律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少到多，不断壮大，逐渐成形。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年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一支17万人的大军；当年一个陌生的名词，     

侦查机关如何正确认识律师提前介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不仅完善了刑事法律救济制度,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向科学化方向迈进。然而,侦查机关对律师提前介入在认识上仍存有差距,执法实践中也存在不足,如何正确认识律师提前介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环节。就这一问题笔者从律师提前介入的重要意义,侦查机关在这一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侦查机关需要加强的重点等方面谈些个人见解,仅供执法机关参考。     

《律师制度恢复30年》专题报道之二 30年突围，走出执业困境

2008年6月1日,修正后的律师法正式实施。长期困扰律师执业的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等三大难题得到破解。律师业悄然迎来了律师制度恢复以来的第一个春天。从律师制度恢复到今天律师业如沐春风,     

律师会见的珠海“绿色通道”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律师业的发展。 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正式实施。 律师界普遍对这部法律寄予厚望,希望这部法律能一举改变当前律师恶劣的执业生态。然而。希冀于一部律师法来解决律师执业中的所有问题的想法很快被律师界嘲笑为“很傻很天真”。直到新《律师法》实施两年半后,从“司法改革背景下《律师法》实施问题研讨会”上显示的信息依然不容乐观。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等执业权利普遍难以落实,新《律师法》因为和刑诉法“打架”,被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