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论的更生之变——论叶嘉莹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

叶嘉莹融合中西文论,建立以“基准说”为理论内核的比较诗学体系,对“境界说”作了转化和补充,降低了中国古典文论的接受和使用门槛,使其具有现代意义。以“基准说”为依据阐发古典诗词中蕴藏的感发生命的力量,使古典诗词成为现代社会中审美化人生的重要媒介。叶嘉莹立足传统文论,正确处理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实现了古典文论的更生之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启示。     

古典文论与武学思想中虚实之比较——以跨学科研究为视角

中国古典文论与武学思想均受到虚实审美观的影响。一方面,古典文论与武学思想在展现虚实之美时具有精神上的相通点;另一方面,由于所从属的领域不同,二者在具体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本文而言,在虚实观上,古典文论与武学思想主要在空间变化、＂动静＂转换、＂活法＂三方面构成了相互体照。通过与武学思想的比较,我们不仅能对文学虚实观有一个新鲜的认识,而且也能为古典文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一条新路径。     

“可说”与“不可说”：庄子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比较研究

庄子和维特根斯坦都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为立足点,强调语言既提供言说的便利,又禁锢对世界的终极表达。庄子之＂道＂,最高的境界是＂不可说＂;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主旨是通过＂可说＂来显示＂不可说＂。从比较视阈看,庄子和维特根斯坦因各自所处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两者有关＂可说＂、＂不可说＂的哲学观在起缘、具体内涵和最终解脱方式等诸方面既有融通又有分流。     

吴宓诗论的“三境说”和“音律说”

吴宓是中国近现代新古典主义诗学的代表人物。吴宓诗论的＂三境说＂和＂音律说＂,是对古典美学艺术类型论的继承和发展。吴宓的诗论,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含着他对主体精神和节奏等问题的关注,从而使他的诗论蕴含了现代诗歌美学的因子,为中国诗歌美学的现代性转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试析李氏朝鲜“事大”政策本质之变化

作为东亚地区几乎同时建立的两个封建王朝,明与李氏朝鲜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李朝自建立之日起,即按照＂事大＂原则处理与明朝关系,但其实质则前后有所转变。大致而言,以李朝宣祖时壬辰之变、明神宗援朝抗倭为标志,李朝＂事大＂本质实现了由＂事大保国＂向衷心视明朝为＂君父之国＂的转变。     

在社会管理中兑现“看得见的正义”

西方有一条古老的法谚云：＂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条法谚的意思是说,正义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它的实现不仅具有无可质疑的合理性,而且还应当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确实,对正义的追寻,     

毛泽东的诗歌本质观:诗言志

毛泽东一贯主张诗言志,还用诗是否言志作为评价诗人和诗作的重要标准。“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奠基石。对“志”的不同理解构成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言志”说、“缘情”说和“情志统一”说就构成为我国诗歌的几种基本倾向。毛泽东对“志”的理解是宽泛的。“诗言志”使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丰厚的内容,正如诗人本人的胸怀一样——精深博大,天地万物之精灵融入其中。     

关注民生创和谐

民生就是老百姓的事,大到生老病死小到柴米油盐。在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从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到法检两院的工作报告,关乎民生的篇章一篇接一篇,受到人大代表的赞扬。有代表说＂打黑除恶＂是民生,有代表说＂五个重庆＂是民生,有代表说降低房价是民生……用张华义代表的话说,＂民生与谁都息息相关,代表来自人民,民生问题肯定也贯穿于代表生活之中。＂     

论气化阴阳五行

与＂气＂结合,阴阳、五行由自然现象和物质元素被提升为具有抽象意义的哲学范畴。气化阴阳五行不仅是存在论、生成论意义上的实体范畴,而且是价值观和信仰观中沟通天人的重要媒介。气化阴阳五行体现出中国哲学范畴的综合性特征：经验性与超验性、物质性与精神性、实体性与变异性的内在统一。这与现代生态整体观有着近似的一面。     

国外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要

国外理论界对中国领袖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持久的关注和研究,而其中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则是诸多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看法形成了＂忧患意识和理想追求说＂＂权力斗争说＂＂价值取向说＂＂多元合力说＂以及通过考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心理动因而提出的＂心里性格决定论＂等。国外理论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我们开阔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有重要意义。     

李贽童心说与晚明文学的转型

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时代,李贽是这个时代文学与文化转型的轴心人物,其《童心说》为晚明思想之自由及文学文化之转型建立了一种无人替代的参照体系。正是李贽那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和嬉笑怒骂的文风,才把中国几千年来奉为＂至圣＂的＂偶像＂文人所谓的＂仁义道德＂批驳得体无完肤,也因此为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开了先河。明代文学的后续学派在李贽＂童心说＂＂离经叛道＂思想影响下,产生了诸多＂变通＂的文学观念。正是这种＂变通＂和务实的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甚至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准备。     

为“说事”制度叫好

去年11月，湖北南漳县界碑村在封委会设置了“说事室”，让有困难、有想法、有矛盾纠纷的群众每月5日、15日、25日到此“说事”。不到半年时间，该村共接待“说事”群众60多人，化解各种矛盾14起，     

乾嘉史学的理性诉求及其现代价值

清代的乾嘉史学内涵丰富,不仅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其理性诉求意识极为鲜明,主要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护古惠后＂的治史品格、＂辟持风气＂的治史精神。这不仅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当代中国史学建设也具有明显的启示、借鉴意义与现代价值。     

论违法性判断标准

犯罪必须是行为人实施了从实质上说为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即必须是实施了违法行为。如果不存在违法行为,那不管行为人主观责任有多大都不构成犯罪。但如何判断何为＂违法行为＂,或者说某一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要依什么标准来衡量,学者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笔者拟从当前刑法学界所＂盛行＂的几种违法性判断标准入手,逐一分析各自的优越性及弊端,得出笔者认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违法性判断标准。     

“自然主义”及其合理价值——在古希腊哲学的理解视域中

如何理解＂自然＂是人类认识世界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与建立在外在对立和征服前提之下的近现代＂自然主义＂理解范式不同,古希腊哲学考察了宇宙生成、人类灵魂和城邦生活的自然本性,确立了独具特色的古典＂自然主义＂观念,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一体,而且表达了人在社会生活中对美好秩序的追寻,从而具有更加丰富、合理的理论旨趣和实践价值。     

“阳光村务”照亮新农村

＂如今在我们村,重大事件都是一事一议,村账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村民们关心的村务也都公开,村民真是当家做主了!＂黄岩区茅畲乡鸟山村村民牟宣根笑呵呵地说。去年10月以来,台州市黄岩区全区533个行政村全面启动以＂村事件件议、村账笔笔清、村务人人明＂为主要内容的村级事务管理新模式,把村事、村账、村务工作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群众广泛监督,凝聚了村民要求加快发展的新合力,促进了新农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和谐发展。     

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前者属于中国文论传统的意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象-意”之辨的“言-不言-言不言”与“情（物）-物（情）-情物”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对-合”三元谱系结构，后者属于西方文论传统的形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意”之辨的“言-在”与“主-客”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反”二元体系结构。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     

印象柳宗元（下）

柳宗元不仅是有唐一代重要的文学家,也是有唐一代重要的思想家。作为士子的柳宗元,遵从孔子教诲,从不语怪力乱神;作为思想家的柳宗元,他的《天对》、《天说》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推进了中国古代思想理论史的进步,     

依经立义:作为中国文论研究方法的建构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依经立义"是随着汉代经学的产生与兴盛而出现的,并与两千余年的经学发展相始终.要让"依经立义"这一意义生成方式发挥现代方法论作用,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代,并从纵、横两个方面去寻求发展动力.所谓纵向寻求.就是内求中国传统经典,变"中国古代文论"为"中国文论",既关注"说什么",也重视"怎么说".合理阐释中国文论的当代意义.而横向寻求,则是外求他国经典理论,通过对他国文化、文论经典的借鉴、印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     

五缘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兼对恩格斯“两种生产”论的一点理解

"两种生产"论是恩格斯提出而又遭到长期冷遇的理论。"五缘文化说"正是结合中国实际对"两种生产"论的创造性运用。它既是对中华民族文明何以能绵延不绝之谜的一种文化解读,又有助于开拓中华民族的未来,问题在于要解决传统性和现代性结合的难题。中华民族文化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世界华人拥有以五缘文化为媒介的特有的人际联系网络。它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国内私营企业管理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不应回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弱点,特别是不应让亲情和血族关系侵入政治领域,否则,将催生严重的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