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功能释放与历史变迁考察——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习惯法历经了早期辉煌、近现代衰落、当代复苏的功能释放与历史变迁过程.由"草根"阶层组成的熟人社会仍然是民族聚居区重要的社会组织模式,土家族、苗族习惯法体系所蕴涵的情、理、法协调机制能够解决多元法律文化冲突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民族地区如何引导民族习惯法发挥积极功能、消除负面影响并最终将其纳入国家法制建设的轨道,是民族地区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浅析苗族习惯法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 ,苗族形成了有助于社会秩序稳定和进行社会管理的“习惯法” ,如“议榔” ,“理老” ,“鼓社”等。它们成为特定群体认可和遵循的“法”。在我国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的今天 ,分析和探索贵州苗族法律文化 ,旨在加深对民族地区的法律文化的了解 ,积极推动现实的司法实践。     

从苗族"罚3个100"等看习惯法在村寨社会的功能

本文从法人类学视角,对贵州苗族村寨现今还存在的"罚3个100"等惩罚习惯进行分析,指出这种惩罚形式与集体聚餐的联系及在这一活动和仪式过程中所体现的习惯法的惩罚、警诫、教育、宣泄、娱乐等社会功能.     

环境习惯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法制建设的贡献——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和青海湟中县为例

将民族环境习惯法与国家法进行衔接和融合，既是少数民族地方环境法制建设的需要，也是民族环境习惯法现代化的合理进路。具体而言，三江源地区环境习惯法可以成为国家环境立法的来源，并有助于环境法律的实施，同时能够弥补环境立法的空缺。     

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中的民族习惯法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主权要求国家法制统一,但我国的多民族性也决定了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统一实施必然与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民族习惯法发生诸多碰撞.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现象的产生从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来说都有其深刻原因,国家法制统一和民族习惯的存在与适用都有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何调适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该文从民族习惯法的"限制"与"吸收"谈了一些看法,希望能对我国相关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贵州苗族习惯法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贵州苗族聚居地因为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俗习惯,形成了特殊的民族习惯法则,对当地民众具有非常强的约束力和执行力。贵州苗族习惯法表现为议榔与村规民约,其对村民自治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治安的维护作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以及对火灾隐患等人为灾害的预防作用。     

从冲突到融合——浅议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

作为调整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生活关系的重要准则,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长期并存.随着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简单并存带来的冲突日益凸显.笔者试从分析二者的关系着手,正视冲突的客观存在,肯定民族习惯法的法律文化价值,探寻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融合并存之路.     

格头村苗族习惯法中的婚姻制度

雷山县是全国最集中的苗族聚居县之一,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较好地保留了原始苗族习惯法文化。保留得最好,能够形成完整系统的最典型习惯法制度就是当地的婚姻制度。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游方规则、结婚限制规则和结婚形式等制度与国家法多元并存,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彝族“死给”现象中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

"死给"作为彝族地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国家法和彝族习惯法对此都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方式。彝族习惯法作为该民族历经千百年发展而得的产物,至今仍然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彝族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要推进彝族地区的和谐与法制建设,就不能忽视彝族习惯法的影响力和其对国家法的补充作用。因此,从彝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对"死给"现象的不同界定入手,分析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二元并存的成因,并进一步基于"死给"现象来进一步的探讨彝族习惯法和国家法的互动路径。     

传统法文化的断裂与现代法治的缺失--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建构路径选择的社区个案研究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自治县十里村乡所辖的平安寨,是一个"红头瑶"世居的村落.历史上的平安寨主要依靠其以寨老制度为核心的村落社会控制系统维持社会秩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平安寨的传统法文化出现了断裂,社会控制系统功能衰弱,而国家法的实施又不尽如人意.国家法与习惯法不能良性互动,致使该地区社会秩序和治安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因此,需从公权力机关合理性基础的建立、民间权威的整合、国家法建设的完善三个方面来解决平安寨的问题.这是一种从民间、国家两方面努力建构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