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1993年到2005年中部六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对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在中部地区存在负的溢出效应,而且与区域经济增长为较小的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内资具有数量优势,而外资较少,FDI技术溢出使内资企业产生某种依赖性;另一方面,由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过低,FDI技术溢出效应无法吸收,FDI只能通过增加资金积累促进本地资本形成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FDI的技术外溢：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FDI的技术外溢的途径进行了分析，在实证部分，我们借鉴Feder的两部门模型，利用中部六省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中部地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中部地区FDI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属粗放型增长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基于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基于1990-2013年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GDP时间序列,通过构建动态分布滞后模型测量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的分析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存在着较强的时滞效应。FDI对GDP的总贡献为0.74%-0.84%,FDI发挥总效应的一半需10.43年。我国应鼓励FDI建设总部经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加速FDI溢出效应的产生,促进FDI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     

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省区都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不仅能通过增加实物资本,而且还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本文利用1985-2012年贵州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考察了FDI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贵州省吸引的FDI每增加1%,贵州省的总产出会增长0.494%;贵州省吸引的FDI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贵州省的总产出会提高4.13%,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技术溢出、前后向关联、人员流动等途径来实现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技术逆向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国内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同时也依赖于外国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溢出。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征及技术获取型企业的典型案例来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区域选择上应该是发达国家更为显著。但面板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到发达工业国家投资的国际R&D对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正向的溢出效应,但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显著。导致悖论产生的原因有诸如技术差距、贸易保护、技术吸收能力等方面。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政府应进一步鼓励实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等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运用中国的省级数据进行了验证．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控制住地区固定效用和FDI潜在的内生性后．实证结果显示FDI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条件收敛趋势。     

智能制造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机制及对策研究

智能制造的转型与发展必然会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带来深刻的变革,其本质是以高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与升级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家庭、企业和政府三部门模型,考察制造业技术进步与升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依据制造业子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半参数估计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显示:以制造业研发创新投入衡量的技术升级与进步,与制造业就业水平呈显著的负向效应,即产生了生产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的污染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污染避难所"假说不仅存在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而且可能发生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在构建产业结构调整统计量和环境污染指标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1-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某些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在改善自身环境质量的同时形成了对其他区域的污染溢出负效应,其中环境规制梯度下的大气污染溢出和流域越界效应下造成的水污染溢出均十分明显。这意味着我国需要在健全产业结构绿色化调整的区域协调机制、强化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绿色化导向、建立污染产业跨区域转移的监控机制等方面做出更多探索。     

FDI出口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FDI(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经济活动对东道国内资企业出口所产生的外部性,FDI出口溢出效应的作用效果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FDI的形成途径、产品市场定位、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FDI与内资企业的联系程度等FDI的自身特征因素,以及技术水平、出口目标市场的状况、获取FDI各种溢出信息的能力等内资企业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外资政策、对内资企业出口的金融支持状况、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和基础设施状况等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因素。由于各国在某些因素上的差异,使得FDI的出口溢出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FDI对内资企业R&D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

充分利用FDI对内资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以实现引入FDI收益的最大化,是当前我国调整利用外资政策时应该首先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构建了FDI影响内资企业RD投入的技术外溢渠道模型,利用我国19个制造业2002~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技术溢出对内资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在生产活动中主要存在于后向关联中,在研发活动中主要存在于水平关联中,但研发活动的后向关联却产生了抑制作用。     

中国利用FDI质量的评价标准研究

在评价现有利用FDI质量评价标准的基础上，从引进FDI获得收益的角度提出中国利用FDI质量评价标准，评价中国利用FDI质量的标准可从FDI的质量和对引进FDI的利用绩效两方面确立；前者包括技术含量、R＆D的比例、结构、项目规模、实际FDI的到位率、管理水平，后者包括溢出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及关联效应、对经济增长和质量提升的影响、净资本形成效应、就业效应、税收贡献和负外部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征、发生技术逆向溢出的机制原理及技术获取型企业的典型案例分析,认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区域选择上应该是发达国家更为显著。但是通过面板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发达工业国家投资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不明显,但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显著。为此,文章分析了悖论产生的原因诸如技术差距、贸易保护、技术吸收能力等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保险业经济外溢效应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部门之一．中国保险产业经济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效应：在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保险产业经济外部性，通过规模经济溢出、投资溢出、消费溢出、技术溢出、知识与人力溢出等渠道．有效地促进了金融资源配置、资本市场优化、生产效率提升、社会保障完善和产业技术创新。其经济外溢效应显著，社会效益突出。     

金融发展对国家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验证

外资技术溢出在提升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依赖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本文利用1996-2011年跨国面板数据测算216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从外资技术溢出视角对金融发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确实存在稳健的促进作用。FDI的流入可以降低技术采用的研发和学习成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影响。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依赖于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FDI技术外溢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这对于合理测度我国出口产品的真实技术含量并探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路径具有积极意义。     

经济开放、产品市场竞争与产业层面工资变动

由于我国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无论是出口还是FDI的加工贸易，产品技术含量均较低，从而决定了三资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只会对低技术产品产生冲击，而这些产品大部分为低技术工人生产，从而对低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具有较强的负效应，而对高技术工人的影响不显著；进而表现为在细分行业层面上以三资企业为特征的经济开放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提高了高低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技术溢出效应是FDI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其理论基础源于跨国公司的形成发展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就技术溢出效应的模型、表现、渠道以及各国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方向从单纯的行业内研究向行业间研究拓展,同时引入了新的数理模型和检验方法。行业间研究以及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知识创造行为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也进一步受到重视。     

广东高技术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探析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广东高技术服务业及内部各细分行业对广东制造业生产率和制造业利润率的影响。从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来看:高技术服务业通过改善中间投入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集约化生产,提升了广东制造业生产率。在广东高技术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中,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的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然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系数为不显著,并且FDI对制造业的生产率具有负的溢出效应。从对制造业产业利润率影响来看,不论是高技术服务业还是各细分行业的系数都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广东制造业生产模式普遍是依赖使用廉价劳动力和简单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得微薄利润,这种低端制造生产方式对高技术服务业需求明显不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保障等方面给出了解决措施。     

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竞争力

技术落后是目前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瓶颈,而技术寻求型FDI是汲取国际最新技术的理想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发动机,也是技术流动的主渠道。技术寻求型FDI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充分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汲取国外最新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内,利于我国企业打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约束,快速提高产业竞争力。     

FDI对经济增长的VAR模型分析——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VAR模型,对山东省GDP和FDI近20年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DI每增长1％ GDP将增加0.41％,短期误差修正系数为3％.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GDP和FDI对促进山东省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但是对促进FDI流入的效应则不断减弱；FDI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20％,山东省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内生增长机制.     

环境规制与FDI区域非均衡增长研究

利用我国2000-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综合指数法构建环境规制指标,并建立考虑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范围及东中西部地区着重考察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渠道及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虑了空间第三方效应,具体考察不同地区的各传统变量在对FDI区位分布影响效应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我国FDI区域分布的影响呈U形曲线特征,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早已到达U形曲线的右边,而东部地区是近两年才陆续到达环境规制的拐点。而且,我国FDI的区位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第三方效应,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当地FDI的影响呈倒U形曲线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