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时期土官与流官的权力变替过程看蒙化地区的改土归流

蒙化彝族左氏土官是明清时期云南"三大土知府"之一,历经明清两朝长达五百余年。由于蒙化地区一直实施"土流合治"模式,即兼有流官和土官的模式,蒙化的改土归流问题目前并未定论。本文以土官与流官在治理蒙化过程中的权力更替为线索,将改土归流置于土官与流官的治理权力转换这一情景下去分析。在左氏土官权力转移向流官的过程中,从左氏土官行为和朝廷举措两方面入手,厘清蒙化地区改土归流的基本过程。并剖析了这个过程中左氏土官的角色变换,明确蒙化地区完成改土归流的事实。     

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与云南地区改土归流

清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为今日中国疆域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云南地区围绕疆土认同而展开的改土归流过程中,清代王朝国家观念发挥出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清王朝通过权威重构,将土司地方性权威转化为国家性权威,在国家一统观念下熔铸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共同体耦合.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下的云南土司地区改土归流,不仅有效防止了边疆土司地区割据的可能性,而且推动了王朝国家观念的整体性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促成历史认同的作用.     

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作者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三是开辟“苗 疆”，设官建制。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论明代云南的改土归流

明代,朝廷针对云南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特点,在云南有目的地进行了改土归流,当时的改土归流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对于不服从朝廷进行反叛的土司坚决进行改土归流,这是一种制度变革;在已经进行了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仍然保留部分级别较低的土官土目,这是不完全的改土归流,也属于制度变革;对于那些还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少数民族土司和不具备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不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就不勉强推行改土归流;对于那些服从朝廷的调遣,并且与朝廷紧密合作的土司,朝廷则给予保留,暂时不进行改土归流。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清代雍正时期对贵州苗疆的开辟

清雍正时期对贵州改土归流，主要是武力开辟“苗疆”，重点在今黔东南地区。经过数年征战，达到了改土归流目的。奠定今贵州省境版图的基础；大量土地、人口被纳入封建王朝版籍，受流官的直接统治剥削。改变和影响了当地民族内部的社会传统生活和封建化进程。但苗疆地区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矛盾，导致反清起义斗争一直绵延不绝。     

从血的改革到绿的发展——高其倬与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但这个高潮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高其倬东山复出，再任云贵总督，在残破的昭通地区进行移民屯垦，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从昭通屯垦入手，初步对滇东北改土归流成果的巩固问题进行探讨。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其中尤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涉及范围最广,特点最为突出,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一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早在明代即已见诸史籍,如成化十七年(1481年)和弘治六年(1493年)先后将广西府及其下辖维摩州的土司废除,成化十二年(1476年)又改阿迷土州设置流官。但是,因改土归流条件尚不成熟,阿迷州于天启四年(1624年)复置土     

清代征服雷公山地区苗族聚居地方的几个问题研究

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前的雷公山地区是中央王朝的势力没有渗入的苗族聚居区。范围包括现在的黔东南州雷山县全境和台江县的大部分地方。清王朝从雍正六年开始征服雷公山地区的生苗聚居区,至雍正十一年征服现台江地区后,中央政府开始直接控制整个雷公山地区。     

略论元代彝族土司制度的创立

元代西南彝族地区创立的土司制度,以其深厚的彝族社会历史状况为基础,以元王朝治理中国西南的总政策为背景。元王朝以战争为主要手段,统一西南,征剿彝族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权势力,降服之后即委以各种职衔,规定任命、承袭、赏罚、贡赋等内容,渐次推行土司制度。在社会政治大变革中,彝族土司叛服无常,反抗不断,终元之世,确立影响深远的彝族地区土司制度,值得再探索。     

试论明清之际的贵州民族社会变革

明清之际是贵州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贵州民族地区开始并在总体上逐步完成了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社会转型。经济上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及商品经济的渗透和冲击,政治上从土司缺席的崩溃到流官体制的确立的“改土归流”,是促成这一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试述“改土归流”与贵州建省的关系

古代贵州地处偏远,尽管先秦时期它就与中原地区发生了联系,但基本处在相对隔离状态;作为我国古代四大族系交汇之地,贵州多民族聚集特点突出,地方势力割据明显;经过1413年建省前后长达数百年的开发,特别是多次"改土归流"后,贵州进一步融入祖国大家庭中。     

跑马山下——甘孜州统战工作巡礼

跑马山下——甘孜州统战工作巡礼□崔雨风甘孜地区东连四川，西接青藏，是藏汉诸民族友好往来的鹊桥。早在汉代，境内部落就内附中央王朝，唐代吐蕃崛起，兼并诸羌，甘孜隶属吐蕃至宋。元代建立土司制度，扶植宗教势力，至清，形成土司和喇嘛共治局面。清末改土归流，民国...     

高产农作物传入对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影响

高产农作物传入对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影响潘先林１７世纪中叶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以后，原产于美洲的玉米和马铃薯这两种高产农作物由内地汉族移民带入滇、川、黔交界地区，从此这两种农作物在当地迅速传播，并开始普遍种植，这不仅大大缓...     

清代彝族农业刍议

改土归流之后 ,彝区土地增垦 ,兴修水利 ,推广玉米、土豆等农作物 ,由于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以致多种耕作方式并存 ;农业祭祀反映了彝族的重农思想 ;社会习惯法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作用     

土司、土民视角下的容美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民族同化过程,革除土司,设置流官只是它在土司层面的一个反映,还涉及限制土民旧俗,推广国家文明的过程。容美改土归流上自明弘治十年,下止于清道光二年,对容美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文化的变迁

清雍正年间,中央政府在今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是土家族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它对于土家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文化的发展文化状况的考察,探讨土家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希骥引起学术界同仁对这一薄弱环节的重视。     

游耕制度:土家族古代的生产方式

搜集文献资料并结合相关田野调查,证明: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是游耕制度。它是游耕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游耕社会,包括山林土地社会共有、血缘性社会组织、游动性生活习俗和相应的文化伦理制度。进一步清理游耕制度与土司政治间的关系,并试图分析改土归流的利弊。     

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

贵州省毕节地区所辖各县,是黔西北彝族人口居住较多的地方。其中大方县,是清初改土归流后大定府治所在地。历史上,大方彝名慕卧格,是明代贵州宣慰使彝族土司安氏统治的住地,由于安氏土司统治的地区,位于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六广河)以西,故称水西。文献记载,水西土司安氏的远祖济火,早在蜀汉时献粮通道,协助诸葛亮南征,受封为     

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古代历史变迁

彝族遍布贵州高原各地,但主要聚居区域是耸立在滇黔毗邻的乌蒙山区。千百年来乌蒙山一直是彝族人民世代生息繁衍之地,是孕育发展彝族古代文明的摇篮。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崛起与发展,对贵州古代的民族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彝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相互比较,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彝族历史文化悠久,有自己古老的民族文字,大批的彝文典藉、金石碑刻仍传流至今。其次,彝族在历史上曾在贵州高原建立有罗殿国、罗施鬼国、自杞国等民族政权,有自己严密的政治、社会、军事组织制度,保境拓疆,雄长一方。其三,伴随中原历代王朝的开道拓边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彝族由原始部落社会跨入文明社会门槛,比周边其他少数民族要早。 （一） 彝族漫长的远古史前史和族源迁徙,限于汉文文献资料的残缺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聚讼纷云,难于定论。但是,据彝族文字记载的大量典藉（近年以来已经翻译出版了相当的史料）说明,彝族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十分悠久,它曾经历漫长的原始社会,以后又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由君臣师匠的产生直到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斑斑青史在彝文典籍中均可梳理探求。 据贵州彝文文献《彝族源流》记载:彝族的历史久远,自哎哺时代开始,彝族历史经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