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基层民警的内心自白

近期,媒体曝光了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小伙子为了办护照被刁难,在北京和老家之间往返6次的事件,该事件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面对舆论一边倒的谴责声．在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事件,让公安机关处在被动和尴尬的局面。作为一名从警20多年又在基层一线工作的民警．此事也同样引起了我的关注,我想在此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群体性事件中警察与媒体关系建设研究

群体性事件会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警方往往又在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如何处理好警察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对于群体性事件的顺利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中,警方要根据事件的发生情况、影响范围,与媒体建立“博弈的合作”关系,引导媒体舆论导向,督促新闻媒体承担应有的社会报道责任,并通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搭建“警媒交流平台”等引导媒体舆论导向,确保将群体性事件的不利影响降到最小.     

民警在清查活动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以“泰安枪击事件”为例

<正>一、事件回顾2010年1月4日11时20分左右,泰安市公安局某分局民警协助德州市公安局侦查人员到一起杀人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的弟弟家清查了解情况。在民警亮明身份准备入室清查时,屋内两名犯罪嫌疑人突然隔着防盗门向4名民警开枪射击,将警方人员击倒后抢劫一辆汽     

公安新闻标准与公安舆论危机

公安新闻标准的选择与公安舆论危机的生成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公安新闻的特点决定了公安新闻对媒体的吸引力，决定了媒体对公安工作的消极作用。为此，警方要做好舆情的监测和分析，预先做好防范，防止涉警案件或事件引起的媒体炒作产生公安舆论危机而对公安工作造成消极影响。     

从大邱庄事件看“角色错位”

从大邱庄事件看“角色错位”高云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７日，中国各大传媒不约而同报道了新华社一则百余字的消息：天津市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禹作敏因妨碍警务，庇护人犯，被警方收审。现在，禹案已结，禹作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这曾引起关注的事件，实际上不但应当被...     

“用口质疑”比“用脚投票”好

悍匪周克华被击毙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质疑他并没有死,有传言甚至说死者是长沙警方派往重庆的一名便衣民警。重庆和长沙警方不得不拿出证据进行辟谣。有媒体对此评价：过度质疑折射出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真理。而民众监督的原动力,正来自于这种对权力的不信任。     

推动中药注射剂产品升级

最近一段时期先后发生的几起中药注射剂产品质量事件，引起多位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关注。他们认为，应加大力度推动中药注射剂产品升级，支持包括中药注射剂在内的现代中药研究和发展，避免因个别产品质量问题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声誉。     

“真功夫”上市引发家族内讧

一条微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是蔡慧亭。真功夫老板蔡达标的女儿……我的家人被带走了……”3月21日凌晨5时31分，广州市真功夫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创始人蔡达标之女蔡慧亭发布的一条求助微博。使真功夫内斗事件浮出水面，引起各路媒体的关注。原来，早在3月17日，真功夫公司个别高管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调查，其父蔡达标、蔡达标助理丁迪、董事长秘书欧阳燕及真功夫副总裁洪人刚等高层主管也被警方带走调查。     

遇袭民警的身心反应及心理干预方法

<正>近年来,各地民警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因遭遇暴力袭击而导致的人员伤亡数量居高不下,暴力袭警事件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由于袭警行为具有暴力性和突发性,遇袭民警在躯体受到严重伤害的同时,心理往往也会遭受创伤,即使民警在遇袭过程中没有受到严重的     

关于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警方与媒体关系研究

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警方与媒体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在处置事件的各个方面须进行配合与协作,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收集有关警察组织形象的信息等方面对警察组织施加影响,警察组织通过警务信息公开等方式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影响。警方与媒体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不一致,必然导致双方在某些方面的不和谐,甚至对抗和冲突。因此两者必须互信、合作,最终达到共赢的目标。     

招远事件中的谣言与真相

<正>这起本来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在舆论的发酵和传播中,令当地警方遭受到各种质疑,其中包括一系列的谣言攻击,事件几乎演变为公众信任危机。该事件所引发的舆论风波具有典型性,值得深入研究。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一家麦当劳餐厅里发生6人围殴女子致死案。30日下午,这起命案成为网络舆论场上最受关注的刷屏议题。仅某门户网站客户端上一篇相关报道的网友跟帖,就超过了126万,为近几年来所罕见。该事件在网络舆论中引起惊涛骇浪。     

备忘

■重庆警方巡逻防控迈向"数字化"11月18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公安分局的民警正在警力部署图上标注位置。当日,重庆警方启动新的民警巡逻防控体系,     

负面事件被报道后警方积极应对媒体之策

当今媒体语境中,媒体对警方负面事件的报道不可避免。负面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门面向公众和媒体的基本对策是:告知以及基于告知基础上的对事实的非直接解释和组织的态度,同时回应公众的质疑;更进一步的做法是,寻找负面事件中的正面因素进行有效传播,争取公众的理解,化解公众的不满情绪,塑造警察组织的良好形象。     

坦诚积极 谨言慎行

<正>2014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密集出拳,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各地公安机关面对各种舆情事件进行处置应对,整体上有礼有节有序,积极扭转不利态势,但也存在一些不当之处,值得总结、研究、改进。涉警舆情聚焦三方面综合分析上半年的涉警舆情可以看出,舆情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暴恐案件接连发生,反恐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维稳压力巨大,考验警方处置能力。第二、媒体关注敏感案件,警方的通报及回应易引发舆论反弹。第三、警察违法违纪依然是媒体及网友关注并持续问责的热点。     

“取枪事件”暴露警方应急弱点

日前,广东省江门恩平市发生了一起特大恶性凶杀案。案发数分钟,接警的两名警员赶到现场,在与凶犯对峙时,苦于手无寸铁,民警返回派出所取枪、求援。在这个过程中,凶手再次行凶,终致一家四口人分别被凶手两次砍伤致死。面对手持凶器、穷凶极恶的歹徒,两民警手无寸铁,从而选择了退却,并返回派出所取枪。对此表现,除非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能够论证两位民警除了选择殊死搏斗,而不能别有选择,否则,能否认定警方系“不作为”,在法律上仍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无论如何,如此糟糕的表现仍足以让警方蒙羞。但从这起“取枪事件”看,派出所显然是配备了枪支…     

突发事件处置中国外警方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及启示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在警方处置突发事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和"小印度骚乱事件"中,美国和新加坡两国警方运用社交媒体及时发布信息、遏制谣言传播、安抚公众恐慌情绪、回击不实报道、维护警方形象,为突发事件的顺利处置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美新两国警方有效运用社交媒体处置突发事件对我国警方的启示是:在突发事件处置中应高度重视社交媒体的运用,及时告知信息,加强信息沟通澄清谣言,统一信息出口,维护一线警察执法权威。     

阻碍民警执行职务现场应急指挥处置战法规范研究

正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出现新变化,转型期的治安形势日趋复杂,这些都对一线民警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近年来,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行为的事件频发,在对民警自身安全以及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同时,也是对国家法律尊严的挑衅。根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千余起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案件令人触目惊心,这还不包括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因伤情轻微而没有立案的情况。因此,一线民警如何合理、合法、     

浮世绘

春节临近之际，各地曝出多起讨薪事件。去年12月，在山东莱芜打工的70多名陕西农民工因讨薪无着，向当地有关部门求助却遭推诿，当地警方还拘留了与矿主发生纠纷的部分农民工。经媒体曝光，     

论警察最小处置单元

近年来,部分一线民警在一些个人极端行为、严重暴力案件和暴力恐怖案件的现场处置中问题层出,不能有效形成合力,不能充分发挥警力优势,不能协同配合制止犯罪,导致无谓流血牺牲。例如,2017年9月24日,安徽某某县王某因家庭琐事砍砸运钞车,现场抓捕时,一名民警头部被砍伤;再如,2019年3月3日,辽宁某市戴某某持刀具和甩棍与警方对峙,在处置过程中,民警、辅警均有受伤。这些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我方具有充分的警力优势,而犯罪行为人通常只有一人。     

我国刑法应增设虐童罪

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光教师虐待儿童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然而,在我国刑法中,虐待儿童的实施主体范围具有局限性,导致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因找不到准确的法律依据而无法对实施主体进行处罚。应该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预防和惩治虐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