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等方法,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的心态差异,提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乡双重边缘化问题的思路,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并且从理性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探讨立足城市社区建设,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解决路径。     

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

农民工的融入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与和谐,它已经成为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通过总结归纳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具有二维性即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特点,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体现了农民工政治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农民工双重特性的政治意识与行为相互构建,形成了农民工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在这种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不融入”或“半融入”于城市社会,因此,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必须树立农民工现代性政治意识,同时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加强其政治行为的理性。     

从封闭到开放：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社区治理创新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下的社会排斥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与和谐社区建设的实施。社区作为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和重要组成部分，在顺应社会结构转型，促进社会融合，进而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以城市社区为突破日，以全体社区成员为导向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社区文化的融合与共享，创新开放型的社区管理理念，逐步消除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性排斥要素，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转变。     

农民工的行为倾向与思想道德：现状、问题及对策——武汉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报告

本文所关心的农民工是指一个不完全进入市场和不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特殊农民群体。了解他们的行为倾向和思想道德状况,对于促进农民工和谐地融入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作者于2006年底在武汉市三镇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不同行业的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文主要从行为和价值两个层面分别对农民工的行为倾向和思想道德状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同时从“失范”的视角对农民工的行为倾向和思想道德状况进行了反向探讨,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失范”行为具有比较典型的“谋生伦理”特征。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内卷化”行为倾向研究

农民工“离乡不离土”的社会行为具有典型的“内卷化”特征。这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土地及相关惠农政策的吸引等客观原因，也有农民工人力资本匮乏，文化、心理及生活方式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等自身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发挥扶植与引导功能，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推动城乡交流，促进农民现代化。     

城镇化语境下的青年农民工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光靠市场与社会层面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调整是不行的。从源头上看,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在特殊治理体制下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分割、城市优先的利益结构的系统全面的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从以前的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由以前的城市优先走向城乡统筹兼顾,实现工农权利平等,消除市民与农民间基于身份相异而不同的待遇。城乡一体,工农权利平等之时也就是统筹城乡的目标达到之日。到那时,农民及农民工不再是“二等公民”,会具有自由迁徙与就业的权利,农民进了城便成为市民,从事二、三产业     

武汉和谐社区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是检验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武汉市着眼于人与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大力实施“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推动了社区健康协调发展,提高了城市文明程度,改善了市民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区是一个全新课题,社区组织行政化、居民自治参与度等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只有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坚持硬软环境并重、城乡统筹、政府与社区互动、当前与长远结合,才能把握规律,富有成效地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统筹城乡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路径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社区信息化是城市管理及和谐社区建设的基础环节,是加强和谐社区建设管理、完善社区功能、提升社区服务的有效手段。通过分析全国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并参考重庆市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中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思路,即构建一个平台、完善三个系统、理顺四级管理,政府投入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制度建设与人员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实现价值观的理性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一个城乡双向"拉扯"的社会环境中,这使得他们的思想观念在多个方面都存在"两栖"性,这种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不仅阻碍了其自身发展,更引发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对此,城镇化建设必须要重视文化建设,完善利益机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教育,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价值观的理性构建。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城镇化进城中的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在受传统体制影响依然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认识偏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和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等多重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     

关于和谐社区建设的思考

和谐社区建设是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一大重要课题,从人类学关于文化和谐的观念理解和谐社区的建设,主要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个层面的和谐问题,和谐社区建设可从这三个层面着手.     

农民工市民化行为的文化逻辑——一项来自城市农民工安全经济学的分析尝试

在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构成了农民工行为分析的主要逻辑。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遵照"安全第一"与理性选择原则,建构起了一种生存层面安全、经济技术层面安全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安全三者统一的安全经济学。这为地方政府制度建构与制度过密化防范提供了切入点。     

城市用户群用水自律的心理分析与对策

通过博弈分析得出个体理性会引起集体非理性,陷入“囚徒困境”,无法达到水资源利用的最佳状态。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可能完全克服用水的“囚徒困境”,最终的解决途径只能是采取自律模式———C模式,也就是用水者自我约束、自觉节水。对城市用户群的节水问题进行心理层面的剖析,从心理根源上挖掘城市用户群及其所含个体的用水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促使用户形成自律行为,以达到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目的。     

关于和谐社区建设的思考

和谐社区建设是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一大重要课题,从人类学关于文化和谐的观念理解和谐社区的建设,主要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个层面的和谐问题,和谐社区建设可从这三个层面着手。     

和谐社区与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以盐城市亭湖区先锋街道为例

和谐社会构建,从微观层面入手,就是构建和谐的社区。一个健康、成熟的和谐社区,从管理体制创新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社区与政府之间、社区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社区。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城市管理的基点,和谐社会建设经由和谐社区建设,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一项就是实现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社区管理体制     

重庆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与管理对策思考

“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与此紧密相连的还有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农民工”问题,也同样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这个群体长期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国家制度、政策法规管理的边缘。直到最近几年,“农民工”问题才因为“讨薪”、“子女入学”等原因为政府和社会重视。“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农民增收,也与城市建设发展联系紧密,更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休戚相关。那么,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呢?     

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代际比较研究——基于W市调查案例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在城市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身定位的转型期,本文以W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层面来探讨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差别,并且得出结论: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导致他们不同的个人行为选择,他们的差异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相较于老一代,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嵌入"式和"失范"性程度更加突出,需要从理论层面和制度设计中予以重视.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以及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但是,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时代,他们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那么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圈子,会产生更大结构张力的"半城市化"问题。因此,现在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才能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社会空间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社会空间转变的过程。改革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空间随着改革的开展有所弱化，社会空间呈现“去政治化”的过程。然而城乡之间的制度与身份差异、发展起点与速度的差距又催生了社会空间的“再政治化”，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空间上农民工“漂移的社区”象征性地标记了农村与城市的界线以及农民工身份的“他性”，进而彰显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在生活空间的占有能力、占有机会以及占有数量上的不平等，因而折射出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清欠”为农民兄弟讨公道——广西清理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纪实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城市,为城市经济建设添砖加瓦。然而,我们的农民兄弟在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同时,却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欠薪”问题更是成为政府、媒体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2003年年终岁末,一场被称为“清欠风暴”的行动在全国展开,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爱。“清欠”行动,体现了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情怀；关爱农民工,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强音。广西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最近中央有关部委全面推介了我区的经验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