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化 低调化 平稳化 被问责官员复出有何规律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问责官员复出规范化及其瓶颈

问责方兴未艾,而"问题官员"屡屡闪电复出,让公众非常不满。为了更好地解决问责与复出相平衡问题,需要对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同时,还应配以相关的制度变革,才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是，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     

考问“问责官员”复出

近段时间,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新闻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快速复出"、"悄然复出"、"曲线复出"不断翻新,方兴未艾的问责制正经受"信用危机"。被问责官员该不该复出?该如何复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问责后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公众关注,他们的任意复出、悄然复出、带病复出、低位复出、异地复出等诸多情形更是饱受诟病。学界和公众因此而质疑问责的真正效果。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看,问责制意味着退出机制的制度化、规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又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     

微观天下

正"降级式问责"阻官员"悄然复出"8月11日,中纪委通报,原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蒙志鹏因涉嫌违纪被调查,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降级式问责"新趋势引发公众关注。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级别"跳水"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凸显了国家处理违纪官员的新思路,使问责制更为灵活,更有助于将处分落到实处。     

官员复出关键要“听责于民”

正官员问责,关键在于突出"官过民责"、"责权在民",并使"听责于民"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被问责官员不断复出的消息引发争议,有媒体亮出"培养不易,能修不弃"的观点,并强调尽可能公开透明。但在笔者看来,这还不够。当下的问题主要有四:一是"悄然复出",有官官相护、私相授受之嫌;二是没有考核、不察民意,有主观主义、以领导好恶为转移之弊;三是罢官时间无明确期限,全由领导自由裁量,随意长短,有的甚至不到半年就复出,形同儿戏;四是有问责、无责罚,大多数官员都是原职原级复出,处罚     

“热炉法则”与问责底线

<正>对于"问责官员"复出,民众并不是反对他们的再次任职,而是反对他们"悄悄地"复出     

“问责官员”复出的博弈焦点

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当前我国问责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官员被问责后转瞬间复出,问责制滑向形式主义,变成"政治秀",这是目前我国责任政府建设遭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这种困境的出现与缺少规范化、程序化的问责复出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有关;与传统的吏治文化有关。完善问责复出机制需要革除"官本位"文化,严格官员复出程序,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     

浅析我国被问责官员的非理性复出

近年来,部分官员被问责后又得以复出,且复出呈现非理性状态,严重影响问责制的效力,规范官员复出迫在眉睫.被问责官员非理性复出的原因在于制度理性的不足,只有进行制度重构,才能实现问责制对公共理性的斥求.     

声音

正实话真说干部手中都有一定权力,如何对待权力、使用权力,决定了不同的未来。秉公用权、积极作为,手中的权力就会促进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正是"畏法度者最快活"的现代意涵:相反,如果以权谋私、用权寻租,看似得了便宜,但就在权钱交易之时,也一同失去了人格与尊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官员也是人,是人就可能犯错。官员被问责后,并非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是,被问责官员究竟能否复出,以何种形式复出,不妨先公示征求民意,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尊重。     

高官复出应按程序告知公众

这样既会使公众对政策产生不信任感又弱化了对在职官员的警示意义。因2005年11月底发生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的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东山再起”,最新的消息来源说,解振华任发改委副主任。(1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从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中石油原总经理马富才复出,到今天解振华复出,看来,官员们的命运颇有些戏剧化的色彩,且不论这些官员们“东山     

官员复出更需取信于民

吉林德惠因火灾事故被撤职的书记、市长，不到1年均已低调复出。日前，这一事实．再次把“官员复出”的老话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近年来．官员被免职主要有三神情况。即突发公共事件、生活作风问题、违反党纪国法。公众可以接受知错改错的官员依法依规复出．但很难容忍“闪电回归”“带病起复”“悄然复出”．按照规定．免职的党政领导．复出起码相隔一年，但现实中一些官员的“闪电回归”．让这条严规铁律颇为尴尬。因女儿吃空饷免职的山西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仅隔两个月就起复了；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免职9个月后官复原职。“闪电回归”，老百姓肯定不会服气。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