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守正创新 非遗才有未来

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担负着"传"与"承"的双重任务,有权利从国家、政府获得政策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有义务保护和传承非遗、教育和培养后继人才。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发布。《条例》打破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终身制",规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或丧失传承能力时,     

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线——访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虎美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托于人而存在,是一种＂活态文化＂,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文化部分三批共认定了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但是,由于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年轻人对我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兴趣,造成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鼓励和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文化部于2008年发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管理暂行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要能完整而生动地表述表现出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的核心形态和内涵,同时也要有不同于祖先又继承、发展了祖先所创造的文化延续性的能力。     

留住文化的根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以人为载体。它的拥有者、储藏者存在于民间,他们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薪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一旦失去了传承与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不复存在。所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是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这一点,在2007年刚出台实施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也得到了明确。     

读宣纸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最理想的境界就是这种“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濒危是由传承人的濒危而带来的。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以贵州为例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利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传承人作为某项传承项目的"代表",存在着知识产权落到其身上的可能性。通过对42名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调查,了解传承人的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持有及保护状况,认为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与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高度关联,保护的对象(客体)主要是知识产权所衍生的利益,很少涉及非遗项目本身。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带来市场垄断、传承受阻等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

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如果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无视这一点,并以自己的强势地位取代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很可能会因外行的过度介入而变色、走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尽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中国民间事由民间办的优良传统值得借鉴,切莫走上以政府取代民间、以官俗取代民俗的歧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5号

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和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最终认定,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这一官方认定制度,在激发传承人文化自觉的同时,也挫败了其他非官方认定传承人的积极性,重构了传承生态.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信息传播、人员流动、资源交换以及消费者、市场等等复杂因素,都促使传承人在保守传统与适应创新之间做出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选择.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经验以及对保护的“完整性”与“活态性”的认识,“体系外的文化与体制外的文化持有者”对于完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的保护过程中,需要区分传承母体共享的“非遗”与脱离传承母体的“非遗”,应该在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的基础上理解其“本真性”原则.     

“非遗”的生命力在于“接地气”

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传承人的匮乏、生存环境堪忧、重开发缺保护的困境。因此,要全面做好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及培养工作,创建非遗项目文化生态区,激发非遗项目的生命力,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新局面。     

“非遗”坚守者

<正>《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自2012年12月1日实施以来,扩大了非遗的影响,有效规范和促进了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获得社会广泛尊重,有效地助推了全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但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据介绍,重庆市现健在的国家级传承人34人,60岁以上28人,平均年龄72岁。健在的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分析——基于保护与传承的视角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是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热点。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条重要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旅游开发,开发的必要性及意义是什么?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旅游价值、面临的现状以及开发的意义三个方面来回答。     

当代民间文化的遗产化建构——以广西宝赠侗族祭萨申遗为例

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全国各地出现了民间文化遗产化建构的趋向,这一现象反映了地方社会利用已有资源谋求向外发展的途径和努力,也勾画了民俗传统变化发展轨迹的一个侧面。通过田野调查资料,呈现了桂北宝赠村侗族祭萨经过展演、阐释和整合,被建构为具有多种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揭示了被遗产化后的祭萨形态与现实生活中的民俗活动存在差距,讨论了文化遗产化背后的动机及其参与的力量。藉此,也指出了民间文化在新时期的变迁态势。     

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五个阶段

土家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其优秀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经历和正在经历四个阶段:自由自发的民间和精英保护与传承阶段、以经济目标为动力的保护与传承阶段、立法保护,并进入政府议题和工作日程阶段、进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建设体系阶段。只有通过第四个阶段的一个长时期的不懈努力并达到:政府主导给力,法制保障完善,经济文化协调;民众自觉意识,全民自觉行动的阶段。这才是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想时期。     

边境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跨境耦合效应--以中缅边境地区孔雀舞发展为例

孔雀舞是中国和缅甸的傣族边民所共享的民族传统文化事象。起源于傣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傣族孔雀舞在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取得的重大发展和该文化事象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更加紧密有关。傣族孔雀舞在中、缅两国境内的传承方式和发展现状存在的差异与两国不同的文化政策有重要的关系。孔雀舞在中国境内的发展为缅甸边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发展平台,同时,缅甸境内更加传统的架子孔雀舞为中国架子孔雀舞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境交流所产生的耦合效应对于边境地区的和平跨居、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名录"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制度与措施之一。目前,我国已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各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也正在建立之中。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制度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尚未成为社会各群体普遍的制度要求。在实践中,"名录"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申遗"甚至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这种经济理性只有转变为文化自觉,名录制度才能真正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理论困境及对策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主体难以确定、性质难以确定和独创性难以确定,对其进行立法保护造成很大难度。因此,解决这些难题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的首要前提。本文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存在的理论困境,提出几点对策建议：明确法律保护的对象、确立认定标准、确定保护主体,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提供些许理论支持。     

文化遗产旅游的真实性困境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选择出现转向,原来倾向于选择纯纪念性建筑物,近期更注重选择带有人文情调的遗址。因此可以明确:保护文化遗产是为了帮助人们欣赏文化遗产并受到人类文化财富的启迪,最大限度地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使文化遗产不再只成为代表过去的一种纪念物,而是要加强有生命力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延续能力,使传统文明真正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并得到积极传承,从而实现传统文明的真正复兴。     

畲族民俗文化保护的基本法律问题——以福建宁德畲族聚居地为考察对象

宁德畲族民俗文化内涵丰富，是调查、研究和借鉴畲族历史文化的主要依据。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都无法满足对畲族民俗文化保护的要求。我国应借鉴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确立畲族民俗文化保护的原则，设置专门的保护机构，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建立并依法管理相关保护基金。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以云南、贵州、海南为例

通过云南、贵州、海南的实践经历,认为新时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成效显著,开发模式不断增加,旅游精品不断涌现,旅游开发管理与促销成绩突出,但开发中也呈现出浅层次开发、歪曲性开发、重复性开发、过度性开发、片面性开发与隔离式开发等问题。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学者、企业与民族群众要密切协作,增强文化遗产的长远保护意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游,不断完善旅游开发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