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罪犯劳动制度的几个问题

构建现代意义上的罪犯劳动制度,首先要正确认识现代意义上的罪犯劳动,确立现代行刑观念和行刑社会化的思想,保护罪犯合法权益.现代罪犯劳动组织应坚持强制与自愿结合原则、人格训练社会化原则、技能培训社会化原则、组织管理社会化原则、监狱社会互动原则;对罪犯劳动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应以罪犯为中心,有利于对罪犯的矫正,有利于罪犯顺利回归并适应社会生活.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做法,在现有监狱法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劳动报酬的问题.     

罪犯改造流程科学化设计——羁押期间分段模式下的罪犯改造一般性方式研究

改造罪犯成为社会适格公民是具有中国特色监狱行刑工作的一般价值追求,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主要目标,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监狱行刑以促进罪犯再社会化,顺利回归法治秩序社会为最终目标,罪犯的刑罚与改造需要更加科学、合理与有效。在现有制度与秩序下,科学设计罪犯行刑期间,合理安排罪犯教育改造内容,积极提升罪犯改造绩效,实现监狱行刑法律与社会效益,是现代监狱行刑的主要任务。其核心内容是,根据人的假设理论,按照罪犯刑罚羁押期限,科学划分罪犯改造流程期间。在每个期间,以一般罪犯心理变化为基础,以期间时间与环境变迁为线体,以罪犯认知与改造质量为根本,坚持改造即学习的原则,制定针对性的监管与改造措施,实施因人施教,项目化矫正,促进罪犯改造主客体一致,增强罪犯自我改造的效率,实现监狱行刑目的。     

社区矫正“帮教”社会化途径探讨

<正>社区矫正是国家在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人道化等先进刑罚理念下自上而下开展的刑罚执行方式的改革,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刑罚制度的重大改革举措。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将罪犯放置在社区这一相对开放的环境里进行教育改造,充分利用社会上的各种人力资源对服刑人员开展矫正工作。此举不仅可以降低行刑成本,而且对于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预防和控制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发达国家罪犯劳动报酬制度的思考

罪犯有偿劳动是当今世界各国监狱的通行作法,尤其是发达国家对罪犯有偿劳动的法律规定具体完备,在罪犯矫正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监狱企业改革的深入及行刑的国际化趋势,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的罪犯劳动报酬制度迫在眉睫。     

试论我国监狱罪犯矫正成本及效益

在刑罚执行活动中,虽然罪犯矫正成本和效益不像生产经营活动那样可以通过数量分析来掌握其规律,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质,但一定的矫正成本投入必然地带来一定的矫正效益。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树立我国罪犯矫正成本理念,深入研究矫正成本与矫正效益相互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监狱行刑的改革和创新,把握我国监狱发展的方向,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行刑社会化谈缓刑制度的改革

<正> 一、行刑社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行刑社会化是指在执行刑罚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行刑社会化的标志是放宽对罪犯的自由度。但是,罪犯的自由,无论如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监狱行刑

监狱行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提高新形势下的监狱行刑效能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监狱行刑实践中，今后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转变行刑观念，辩证对待刑之宽严；加强监狱立法建设，完善宽严的措施规定；完善对罪犯的矫正激励机制；推进恢复性司法实践；加强行刑监督，防止宽严不当，以促进监狱工作更好地贯彻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监狱行刑社会化研究

中国的监狱行刑社会化构想已久,但一直停留在理论框架内,没有付诸更多实践,如契约式行刑社会化、半开放式监狱建立、离监探亲制度等。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监狱行刑社会化是刑罚执行的必然趋势,其目的是通过“监狱+”模式,寻求协调发展机制,让罪犯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朝向回归,奋力回归,最终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     

论现代监狱医疗资源配置与运营

监狱医疗是监狱行刑的基本保障。监狱医疗的最低配置标准是必须满足监狱场所的防疫安全和在押罪犯的基本医疗。在现代监狱法治内涵下,监狱医疗必须割除弊病,因地制宜,优化组合自身和地方社会医疗资源,强化医疗资源的科学配置和有效运营,以保障监狱行刑的顺利实施和罪犯的合法权益得到基本满足。当下,监狱医疗资源配置的重点是:科学规划医院(救护站)规模、张列必备机构和设施清单、配备适格适量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明确医疗经费预算增长机制。医疗机构运营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监狱医疗人力资源的互补化管理体制,充分发挥警察、罪犯、聘用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四类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建立监狱医疗资源的社会化合作机制,多渠道引入社会医疗资源,为监狱医疗服务。     

各具特色的欧洲监狱

欧洲监狱各具特色。法国监狱宗教教育与人文主义关爱并重 ;英国监狱对罪犯可以体罚 ,对如何体罚法律予以明示 ;德国监狱强调责任感 ,尊重和保护罪犯的尊严 ;瑞典监狱的开放和宽松程度是多数国家所不及的 ;荷兰监狱的惩罚属性已日益淡化。所有这一切 ,体现了不同国家的行刑思想与矫正理念。     

论保安处分中国化——以立法模式为分析视角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政治背景下,我国已具备保安处分中国化的良好环境。基于对保安处分的基本理论和保安处分中国化的立法模式的分析,保安处分中国化应是刑法化而不是行政法化,应采用二元制而不是一元制立法模式,应纳入刑法典采用单行刑法而不是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模式。     

恢复性司法与行刑社会化研究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显著趋势,反映了由重趋缓的刑罚观念的价值取向,也是现代刑罚立法由严到宽的必然归结。如何界定行刑社会化的概念,确立其理论基础,此中涉及刑法学、社会学、刑罚学、监狱学等诸多领域。在全面考察国外行刑社会化制度的基础上,进而合理构建我国的行刑理念,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制度,已成为行刑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课题。     

试论我国监狱企业管理体制改草

我国虽确立了监狱企业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仍存在很大争议。比如体制内模式是公营市场化体制还是政府使用制；在体制外模式上是否允许民间介入罪犯劳动生产、如何运作等等。由于目前我国单一的公营市场化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临诸多困境，不少人主张采用单一的政府使用制代替目前的公营市场化体制。笔者认为，无论是单一的公营市场化模式还是政府使用制都各有其缺陷。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体制内、外兼具互补的监狱企业管理模式。     

刑事政策的概念分析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刑事政策的主体应是国家和社会 (团体 ) ;刑事政策的对象包括犯罪和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 ,统称为犯罪现象 ;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打击和预防犯罪 ,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刑事政策的手段是刑罚和其他非刑罚的方法。     

试论刑事诉讼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随着国际人权保障思想的发展 ,刑事被害人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已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立法实施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被害人这一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显得十分苍白 ,因而应根据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 ,结合我国刑事立法现状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在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中 ,建立起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相协调均衡共存的新诉讼理念和制度。     

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问题域探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正在实现从近代阶级社会向现代和谐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刑法方法向和谐社会的刑法方法的转变，现今刑法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尚缺乏积极的探索。文章提出了刑法方法理论的本体问题、犯罪论体系的构建方法、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方法、刑法的解释方法、刑法适用的价值判断方法、刑法论证方法等作为刑法方法理论的基本问题，期待在这方面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资本逻辑演绎下的青少年社会化

当今资本逻辑广泛渗透于社会,有必要从资本逻辑视角考察青少年社会化的重大课题：社会适应问题、角色转化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对青少年社会化的组织环境：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探讨青少年社会化中资本逻辑的影响,便于我们进一步探索青少年社会化的有效路径的选择。     

对当前我国残疾人违法犯罪问题的探讨

目前我国残疾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犯罪组织形式趋向组织化、职业化,残疾人违法犯罪已成为当前需要予以重视的社会问题。残疾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在政府的扶助之下,各部门齐抓共管,打击和遏制这一类的违法犯罪。     

监狱外观标识的研究

由于历史缘故,我国大多监狱位于偏僻地方,外观标识不明显、不统一、不规范,形象特点各不相同,造成寻找难、识别难,特别给探监的服刑人员家属带来了极大不便。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要场所,是警示社会不稳定分子的"效应器",与银行、工商、税务、派出所、司法所、社区卫生服务站等机构一样具有公共服务职能,因而外观标识也应做到统一规范和"一目了然"。     

沟通:实现人性化执法的有效保障

执法手段由粗暴走向人性化,是执法指导思想和执法理念的重要转变,是建设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在当前人性化执法中出现了一些冲突甚至暴力袭击执法人员的事件,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原因上分析,不但有执法对象的因素,也有执法人员自身的因素,还有其他社会因素。其中,政府及其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沟通,是人性化执法遭遇障碍的一个深层原因。只有增进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之间的相互沟通,才能有效保障人性化执法的良性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