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重新犯罪心理危险性评估分析研究

根据对243名在押罪犯采用讲调法、信息互动法、情景角色扮演法和游戏联想测试法,把握其重新犯罪心理危险性形成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此基础上,与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对比和分析,形成了对罪犯重新犯罪心理危险值的确认.非秩序沟通是罪犯重新犯罪心理危险性的内部决定因素.调查结果表明,非秩序沟通增加,会导致罪犯不良心态和不良情绪过多,具有重新犯罪心理危险性,可能导致具体的犯罪行为的出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对罪犯心理障碍状况的实证调查

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防控下罪犯的心理障碍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12项一般健康问卷(GHQ-12)对西部某监狱360名罪犯进行了问卷调查。新冠疫情防控下罪犯心理障碍检出率高达25.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身体状况差(OR=1.660)、近一年患有疾病史(OR=2.185)、担忧自己或家人感染(OR=2.553)、担忧出狱后生计受疫情影响(OR=2.838)是罪犯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与亲朋联系次数多(OR=0.688)、了解防疫知识(OR=0.573)、对监狱防控有信心(OR=0.705)是罪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由此得出结论:新冠疫情防控下罪犯心理障碍较为严重,监狱有关部门应及时实施有针对性干预策略,促进罪犯心理健康。     

对危险罪犯的排查及防范措施

危险罪犯对国家安全和监狱安全具有潜在或现实危险,通过对危险罪犯的排查,可以预测和遏制在押罪犯的脱逃、抗改和在监内重新犯罪,以维护狱内改造、生产和生活秩序,提高改造质量.对危险罪犯的排查应从罪犯行为、应激原两方面来认定,并据此争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罪犯态度转变的心理机制与方法研究

罪犯改造态度是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对改造过程和改造活动所持有的稳定的、持久的内部心理倾向。罪犯改造态度是其改造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罪犯心理的转化与矫正,实际上也是罪犯态度的转变过程。监狱管理方面应通过加大教育说服力度,重视建设健康的罪犯改造群体以发挥群体效应,公平、公正地运用奖惩制度力争,改善监狱环境以营造良好的改造环境等措施,以促进罪犯改造态度的良性转变。     

罪犯自杀的心理分析及预防

心理危机干预在减少狱内自杀案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导致自杀行为产生的内在个性因素主要包括冲动性个性因素、抑郁性个性因素、思维方式极端性个性因素及固执性个性因素。要在狱内积极开展防自杀教育,加强对罪犯自杀行为的心理预测,对有自杀行为及自杀倾向的罪犯进行心理危机干预,预防罪犯自杀。     

基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的罪犯危险性分类工作模式研究

罪犯危险性分类工作模式是配合监狱戒备等级分类制度而提出的。构建该工作模式的意义,在于提高监狱的预警功能、增强矫正方案对罪犯的适用性、增强监狱民警的专业性、提高刑罚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实现狱务的高效性、智能性。构建罪犯危险性分类工作模式,需要建立统一的罪犯分类工作机构、明确罪犯危险性分类工作的任务、规范罪犯危险性分类的工作内容及流程、组建专业化的罪犯危险性分类工作队伍、搭建罪犯危险性分类工作的技术平台、协调与其他部门的工作等。     

简论罪犯的需求

需求是人行为的动力源泉，罪犯的行为是由某些需求导致和决定的。要科学认识和对待罪犯的需求，因势利导，充分发挥需求的积极影响，满足罪犯合理合法需求，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避免和减少需求对罪犯的消极影响，遏止罪犯的非法需求，严防罪犯的危险行为；抑制罪犯的不合理需求，加强制度防范与科学疏导。     

试论情绪、情感对罪犯行为的影响

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罪犯每时每刻也都在体验着由自身的生理变化和外部客观世界的刺激引起的内心世界的喜悦、悲哀、得意、悔恨等感受。这些由言语沟通的感情和由面部表达的正性或负性情绪,对罪犯的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研究情绪和情感对于了解罪犯行为的方向和提高改造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与理论意义。     

浅析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中的意义及其运用

社区矫正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新举措,未成年人罪犯是社区矫正的主要群体,同时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犯罪群体。未成年人人生观、世界观正处于形成的未定型时期,可塑性强,随着我国刑法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置问题日益突出,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工作者尝试运用社区矫正帮助未成年人罪犯改造与回归,预防各类犯罪,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试论罪犯个性改造的可能性

罪犯个性具有高度可塑性及巨大可能性,围绕着对罪犯个性改造产生积极影响因素,阐述了罪犯自身存在着内在动力和出发点,以及外在影响因素,综合调整两种因素是推动罪犯个性改造的强大力量。     

略论我国罪犯人权的保障

罪犯人权的保障是一个国家人权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我国1994年《监狱法》颁布实施以来,罪犯的各项权利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罪犯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我国现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对其的保护依旧存在很多不足。我国应加快制度建设,根据新的现实状况修订有关罪犯刑罚执行的法律法规,以求使罪犯的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切实保护。     

社会信任视域下的监管改造工作建议——基于对FJ省294名罪犯的信任调查分析

信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监管改造工作而言，罪犯的信任问题将影响到监管安全和教育改造质量。通过对FJ省部分监狱罪犯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的分析，可以了解当前罪犯信任的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进而为有效提升罪犯信任度提供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和途径。     

"涉黑"罪犯的特点及改造对策

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不断深入,监狱收押的"涉黑"罪犯日趋增多.与一般罪犯不同,此类罪犯在本质上具有极端的反社会性,且普遍持有对待改造的抵触心理、逃脱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和强烈的怨恨报复心理,并表现出行为方式的暴力性、残忍性,行为过程的狡诈性、应变性,对他犯的纠合性、扩散性和对干警的腐蚀性、渗透性.因此,监狱应根据其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改造对策.     

关于罪犯会见问题的法理思考

在服刑场所,罪犯会见社会人员,尤其是亲属的现象普遍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对会见工作性质的把握不当,导致会见工作中客观存在诸多问题,这不仅会削弱监狱行刑的严肃性,而且极易侵害罪犯合法权益,甚至诱发司法腐败。因此,加强对会见工作性质的法理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建议十分必要。     

对限制减刑罪犯管理模式探究

对限制减刑罪犯改造目标的过于泛化,以安全为本位的管理模式导致行刑管理的异质化,劳动改造模式的强制引发的考核奖惩制度的失效,使得管理工作变得盲目而无效。为此,需要构建体现“宽严相济”理念的管理模式,把“守法生活能力的社会人”设定为限制减刑罪犯的管理目标,以罪犯劳动作为其主要的行刑管理内容,建构以罪犯劳动为主的激励管理模式,让罪犯因参加劳动而享有相应的选择劳动内容、按需进行劳动技术项目培训、发放劳动报酬、纳入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等处遇。     

社会工作理念在社区矫正青少年罪犯中的运用

社区矫正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新举措,青少年罪犯是社区矫正的主要群体。社区矫正实践中,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对矫正青少年罪犯意义重大,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罪犯的改造质量。社会工作的个案方法、小组方法可以具体运用于矫正青少年罪犯。     

关于罪犯心理发展的探讨

罪犯心理的发展不同于社会普通人,具有定向性、阶段性、连续性、反复性、个别差异性等特点。罪犯心理发展过程分为三个环节,分别是发展起点和方向上的定位的过程;解决心理冲突,确定方向和目标并趋向变化的过程;不断修正自我、塑造新我的发展过程。罪犯心理存在向善或恶的发展和相应特征。     

冲突与协调——特定罪犯改造中的基本矛盾及其矫正路径

特定罪犯是指因疾病、生理机制老化、智力障碍、精神障碍等原因导致的不可逆的弱势罪犯群体。特定罪犯改造中存在着罪犯"实然"权利和"应然"权利的现实冲突与融合的基本矛盾。表现在渴求恢复生理健康的普遍性与监狱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特定罪犯需求的独特性与监狱制度设计的无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外出就医的现实急迫性与监管安全的程序性之间的矛盾等。因此,在管理教育上,需要构建特定犯管理教育的契约化模式;在医疗服务上,监狱需要以契约模式购买社会医疗机构的优质服务,以有效解决特定罪犯对于高端医疗的需求,规避医疗纠纷风险;监狱需要研发针对性矫正项目,实施项目矫正。     

狱内罪犯自杀防控

监管设施条件改善之后,狱内罪犯自杀就成了监狱工作的重大隐患及工作难点,并将长期存在,无法回避,仅2014年2月、3月和4月,就有某省先后有三个监狱在三个月内连续发生三名罪犯自杀死亡事件。研究探讨罪犯自杀的可能原因、罪犯自杀的一般特点和警讯征兆、防范自杀的困难困惑、防控自杀的主要策略,对基层民警防控罪犯自杀有重要的实战价值。     

论我国罪犯的人权保障——以“以人为本”为视角

我国监狱将"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运用于监管改造罪犯的行刑实践,使罪犯的人权保障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由于物质因素的制约、制度上的欠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还存在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采取伦理制度构建、完善监狱法律体系、完善罪犯人权保障的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等措施,以确保罪犯人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