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提倡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依法致富,反对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义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国家、集体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是义利统一的前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义利统一的保障,"三个有利于"是义利统一的评价标准,以义制利是义利统一的最终归宿.     

义利观新论

文章认为义利关系结构是一个多维的系统 ,义包含公益、人道和公平 ,利包含私益、物用、效率。具有三重含义的义与利对应构成公益与私益、人道与物用、公平与效率三重关系。受市场经济伦理二重性的影响 ,义利统一表现为一个由义利共存、义利共溶走向义利共生的递进过程 ,而要实现这种转化 ,还需要相应的内外条件     

正确义利观的深刻内涵、价值功能与战略意义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交往与国际关系及其所需要的伦理价值观科学把握和深刻思考的产物,它主张正确认识和处理义利关系,超越狭隘功利论和抽象道义论的局限,将"义"与"利"辩证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义利并重与义利统一的一般原则,又在并重与统一的基础上以义制利、见利思义。正确义利观,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科学概括和全面阐述,是中国道德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基元和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对中华民族优秀伦理价值观的全面总结与扬弃,和对人类义利思想合理因素的科学吸收与借鉴。坚持正确义利观,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实现,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伦理与和谐世界伦理都具有十分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简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提倡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依法致富,反对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义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国家、集体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是义利统一的前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义利统一的保障,"三个有利于"是义利统一的评价标准,以义制利是义利统一的最终归宿。     

论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的依据及其实现途径

自古以来义利问题是一个对经济、政治以及整个社会风尚起导向作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的内涵是什么?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的依据何在?怎样实现义利统一?这些都是新的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建设的重大课题。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课题,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义利”观与和谐社会的契合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即“先义后利”,先公利而后私利,在中国绵延2000余年而不辍,至改革开放以来屡受冲击,以致淡忘,故有社会不谐丛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乃是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在今天必须重塑传统义利观念的价值地位,方有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孟子义利观的当代审视

孟子的义利观是在以义制利为总原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利益主体.分别做出先义后利和先利后义的价值判断,又注意提升利益主体的人格修养;在义利不能两全时,应当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必要时应当舍生取义.在当今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重新审视同样处于变革时代的孟子的义利观对今天的经济社会建设将会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统一”的价值特征

义利观问题是同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联在一起的 ,是同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原则相辅相成的。义利关系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义利关系的价值特征应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社会主义义利观———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一般来说是重义轻利 ,追求抽象的道德原则 ,忽视个人的物质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后 ,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尽管受到多次冲击 ,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造。尤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以否认价值规律作用为显著特征的产品经济及其价值观念 ,顽固地左右…     

义利关系视域的道德资本研究

义利关系是伦理学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义利关系在企业中集中体现为道德与资本的关系,探讨义利关系对于道德资本的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本文正是从义利关系入手,以义利关系的四种价值取向为路径,对道德资本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义利统一的道德资本理论逻辑、＂义＂＂利＂＂博弈＂的道德资本生成逻辑和赏善罚恶的道德资本建设逻辑。     

论张岱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20世纪80、90年代国内理论界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展开了多层面的研究.张岱年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价值观精华和吸收借鉴西方价值观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价值观基本问题上,坚持义利并重、理欲兼顾、德力结合及德法统一；在价值观根本问题上,坚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人格价值问题上,提倡健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格价值观.张岱年提出并阐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提供有效的文化资源,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积极的价值支撑.     

义利关系:历史性与现代性

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公德”性质突显,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提出以构建和谐刑事司法为目标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基本政策的调整与发展,与以往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刑事政策相比,有着更全面协调的科学内涵,体现了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宽、严、济的统一,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统一。     

论葡萄牙征收中的私权保护制度

在葡萄牙,行政部门的征收行为受《征收法典》的统一规制。其征收制度遵循法定、正义、平等、适度、平等、公正及诚实信用原则,追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对被征收人的私权保护,对完善我国征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健康公平的意义与限度

公平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原则。健康公平意味着健康权利与健康责任的合理分配,它关系到社会和谐、补偿正义与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既是健康权利与健康责任的统一,也是个人责任与政府责任的统一,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健康公平受社会经济关系、政策目标和个人自由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实现程度总是具体的、有限的。     

和谐的茶峒别样的思考--重读《边城》

沈从文在《边城》里描绘了一个和谐融洽的湘西茶峒社会。构成这个社会的主体是那些生活在偏僻穷乡,身上都保持着勤劳质朴、热诚宽厚、重义轻利、扶危济困古朴遗风的平凡普通的生命个体。今天我们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边城》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时代不同,但是生活在茶峒社会中的普通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真诚、善良、互爱的品德正是我们当代社会所需要的。     

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 ,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了对中国国家权威结构的新的分析范式 ,其核心论点是 ,随着改革的深入 ,中国的国家权威正经历着一场碎裂化的过程。国家权威碎裂化在现实的政治行政过程中有种种表现 ,较集中地表现为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行政过程中执法者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以及非正式规则的盛行等方面。克服国家权威碎裂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制度整合、政策整合、权力整合 ,职能整合 ,以及利益整合对于有效防止国家权威的碎裂化极为关键。     

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中国奇迹的解释应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发。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进步的价值观。目前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是三种价值观相结合释放出来的正常历史进程。只有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三种价值观相结合的综合意识形态作为主流价值观,才能适应、应对和处理多元社会的矛盾或要求,因为它体现了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社会正义、民族大义和市场公正。社会主义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思考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以及维护这种统治下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遵循科学性和价值性辩证统一的客观规律,才是党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根本思路。     

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

公民精神实质上就是公民对公共事务所持有的价值与信念,充满活力的公民和有效的公共行政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精神在推动和促进政府“善治”、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应对侵占罪之考量

我国刑法规定侵占罪是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公安机关不应当介入这类案件的处理。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却屡屡突破了这一法律规定,原因何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已严重地束缚了公安机关在这一案件中的作为,使侵占案件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足够的保护,如何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应对侵占罪成为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