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占罪中自诉人取证的困境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侵占罪无侦查权,但从现实中发生的侵占案件来看,受害人往往要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才能取得证据、追得财产。因而公安机关的及时侦查、采取一定的强制性侦查措施,是破获侵占案件的关键。因此,建议增加"在特定情形下公安机关可以对侵占罪行使侦查权"的法律规定。     

对完善刑事自诉法律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自诉制度的构建存在案件范围不清、处理程序不明等制度性缺陷,不利于保护刑事自诉人的合法权益,也牵制了公安机关大量的精力,浪费了执法成本。以公安机关处理刑事自诉案件实务为视角,分析探讨刑事自诉案件的现有法律规定和实务,梳理出公安机关处理刑事自诉案件的一般程序,完善刑事自诉制度。     

关于侵占罪案管辖规定上的完善

(一)《刑法》第270条将犯侵占罪的案件列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因而侵占罪案属于自诉案件,由法院直接管辖。但司法实践中,不少公安机关对部分侵占罪案进行了立案侦查,然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种客观需要有其如下的理由。犯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数额较大的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和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占为己有、拒不交出的行为。此罪的犯罪对象一般是公民个人拥有的合法财产,但是公共财产也可成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如果侵占罪侵犯的是公共财产时,就可能会出现有起诉权的主体因不知晓其财产受侵占而不能行使起诉权,或者起诉权主体不积极     

论治安处罚中非治安处罚的法律措施及其适用

公安机关在进行社会治安管理活动中,除了依据《条例》和其它有关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警告、罚款和治安拘留处罚外,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不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采取不同的法律措施.这些法律措施是公安机关对特定行为和特定人所做的一种特殊处理方法,它们虽然不是治安处罚的种类,但这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依法进行治安管理中的职权,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有关当事人必须遵守和执行.     

完善我国治安调解的几点思考

治安调解作为治安案件和治安纠纷处理的一种重要机制,在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行法律、法规对治安调解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实践中公安机关对适用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调解协议的效力等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解决。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治安调解,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公安机关如何正确掌握轻伤害的管辖

公安机关如何正确掌握轻伤害的管辖刘波刑事自诉案件中，最主要的是自诉伤害案件，公安机关感到很难办的也是这类由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但实践中往往很难把握，要对此类...     

治安处罚办案时效的理论探析及实际运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我国公安立法中第一部规定了治安处罚办案时效制度的法律,也是我国第一部规定了行政处罚办案时效制度的法律。从法律规定的立法原意出发,须明确四点:一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处罚案件,一般均应在法定的30日或经批准延长后的60日内完成;二是公安机关在法定的期限内案件没有办结的,应当依法继续办理,直至完成;三是造成公安机关办案逾期的原因是公安机关意志以外的原因所致且无法避免的,该事由所占的时间可从办案期限中扣除;四是对第三个结论所列事由以外的原因造成的逾期,公安机关和办案民警要承担相应的不作为或相对不作为的法律责任。     

“借车典当”案件的定性及处罚

“借车典当”案件是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一种犯罪新动向。处理此类案件目前尚有一定的难度。可采取的办法有 :1 以诈骗罪或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诈骗的条款进行定性及处罚 ;2 以侵占罪或其他法律、法规相关条款定性及处罚。     

浅议在涉法信访案件中建立听证制度

将听证制度引入涉法信访案件处理中,可以更好地提高公安信访案件的结服率。通过听证可以检验调查处理结论是否正确合法,培养办案民警的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时限意识、程序意识,节约有限的公安信访资源。公安机关应尽快出台涉法信访案件听证制度的法律规定,做好涉法信访人的法律宣传工作,依法维护信访秩序。     

论刑事案件证据的合法性

2003年9月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6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进行了统一规范，并与现有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公安机关办理复议案件程序规定》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程序体系。这些规定的发布也就为刑事案件证据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因此，坚持刑事案件的证据合法性是保证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生命线。     

不当得利行为能否构成侵占罪

不当得利构成民法上的债的侵权,是一种具有非法性的民事行为.当不当得利行为人占有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拒不返还时,能否按照侵占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一直困扰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一个复杂问题.实践中因不当得利而发生"侵占"的情况多种多样,拒不返还不当得利财物的现象已构成了对社会的严重危害,迫切需要对此进行刑事化剖析.本文结合民法原理和犯罪构成对不当得利行为的非法性、罪责性及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具体分析,以客观、合理地认定不当得利与侵占罪的关系.     

完善袭警犯罪刑法规制的构想

袭警犯罪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警察机关和警察的执法权威与尊严，也侵犯了警察个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袭警事件的屡禁不止还容易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降低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司法实践中，袭警犯罪行为一般按照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犯罪论处，这样的刑法评价无法从根本上揭示出袭警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为此，应当完善刑事立法，增加袭警罪，加大对该种犯罪的打击力度。     

析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之界限

在刑法分则的罪名体系中,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某些犯罪构成特征十分相似,给司法实践中罪名的实际认定带来了困难。本文通过分别对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进行分析,以一个案例为例,从两者的区别入手,对案件进行了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看法和建议,希望能对司法实践有所借鉴。     

论我国黑社会组织的企业化趋势及对策

有组织犯罪在中国特指黑社会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文章通过对公安机关2000年以后破获的63个黑社会组织的定性定量分析,得出有组织犯罪在我国已经形成企业化趋势的结论。针对这一变化,应改变以往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公安本位的防控观念,构建公安———社会双本位的控制模式,共同揭露并铲除黑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司法反应:毒品犯罪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公安机关执法切入

公安执法的方式、途径、态度对毒品犯罪的生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公安禁毒工作考核项目的设定或有违基本的经济规律或自相矛盾,运动式禁毒行动存在着人为增多毒品犯罪的风险。毒品案件侦查"经营"的迷局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运用难免会泛化毒品犯罪的产生概率;而强制性的隔离并没有让吸毒人员远离毒品圈子,某种程度上还会助推他们从违法者转向犯罪者。面对持续恶化的毒情,定政府"本职"、还公安"本位",规范公安执法或能控制毒品犯罪的生成规模、类型及刑罚。     

论涉众型经济案件的定性及其犯罪预防——以“福鼎会案”与“万家购物网”案为例

涉众型经济案件中罪与非罪的定性问题是处理该类案件的重要难点之一。通过对“福鼎会案”与“万家购物网”案的考察，可知对涉众型经济案件的实体认定，需要剖析经济行为的运行模式和获利来源的实质，并分析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再据此对其予以罪与非罪的准确定性。与此同时，亦应当从三个方面规范经济行为、加强对经济行为的引导和管理，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监督和防范、遏制经济犯罪苗头，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实现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     

论我国分裂国家罪的立法完善

分裂国家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古今中外均将分裂国家的行为予以入罪并配以重刑。中外刑法的反分裂立法有其共同性,但也有显著差异。我国现行立法法定刑结构科学合理,但对分裂行为的规制不够合理,完善现行立法应拆解现有罪名、进一步明确罪状、将组织、领导、参加分裂国家组织行为单独“入罪”,从而重构分裂行为的刑事立法。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其渊源在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在我国将国际公约内化为国内刑法的过程中,本罪的若干方面仍与公约存在脱节之处。笔者认为,应将本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商业利益＂修正为＂不正当利益＂;重新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扩大＂贿赂＂的范畴;最后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及其预防

为维护广大农民切身利益，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平稳较懊发展，通过分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犯罪的特点、原因，提出其预防对策：一是完善《村委会组织法》等法律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组织机构和监督机制；二是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健全财务公开在内的政务公开制度；三是提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整体素质，强化思想政治和法制观念教育；四是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深入开展预防工作。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初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安全运行、直接侵害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在我国刑法中，对于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没有明确的阐述以及相关的法律解释．这为司法部门的实践活动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为此．文章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认定、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以推动法制观念的更新和司法工作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