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非营利组织产权制度的构建

非营利组织的产权和产权制度同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具有不同的内涵,目前,我国基于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的NPO产权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造成了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受限制、受益权划分不合理和处置权被约束等弊端。针对这些问题,应该从明晰NPO的产权界限,增强NPO的社会资本,设立NPO的公益监督人制度等方面来完善其产权制度。     

后危机时代体育NPO的机遇与挑战

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和社会文化等的震荡和危害以及危机过后国际社会蜕变状况,分析后危机时代非政府民间组织以及我国体育NPO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机遇和挑战,并提出有关体育NPO发展的扶助策略及总体方向。     

治理、组织能力和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NPO)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元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重视,在此过程中,NPO自身的治理问题愈加突出和引人关注。本文首先分析NPO内部治理与其组织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借鉴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对NPO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最后,对我国NPO的治理困境及其矫正进行了探讨。     

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救助制度建设

正近日,省委书记夏宝龙在省委常委会听取关于《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起草情况汇报时,强调社会救助必须坚持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善用法治方式着重解决"救不到"、"救不了"等问题,切实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权益落到实处。社会救助扶危济困,体现政府公共责任,维系社会底线公平,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后一道防护线。我们要抓住国务院公布《社会救助暂     

政府在社会公益类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以下均简称NPO)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广义上的NPO是指除政府与企业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NPO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据民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我     

政策网络理论与草根NPO的有效政策参与——基于“合阳项目”的实证分析

政治系统的日渐开放与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为草根NPO的政策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草根NPO得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如何能够促进草根NPO的有效政策参与还有待深入研究。从政策网络视角对草根NPO政策参与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政府对草根NPO开放与回应的态度是促进草根NPO政策参与的决定性因素;草根NPO具备基于本土情境可实践的专业化能力是促进其政策参与的基础性因素;构建基于资源互补的合作关系是促进草根NPO政策参与的关键性因素。这3个有效条件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影响,构成了一个结构环,任何部分的变动都将引起整个结构环的连锁反应。     

NPO与社会治安和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管理工作薄弱,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要构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仅靠政府是不够的,还要充分调动和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NPO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参与治安由来已久,形式多样,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它强调国家政府、社会和市民三者上下合作在治安管理中的互动和共同作用,旨在构建一种灵活、分权式、多中心的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同时实现NPO自身的公益、市场价值。政府要正视和重视NPO在治安中的效能,强化监管,运用多种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中的人、财、物、技术在治安管理过程中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发挥社会治安管理综合效应,增进社会和谐。     

论公共企业的公共责任

公共企业公共责任既是一种对公众的义务,也是一种监督、控制和制裁行为。公共企业公共责任的履行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确保公共企业履行其自身的公共责任,必须正确处理好受托公权与公共责任、公共企业盈利最大化与公共责任、政府监管与公共企业自律之间的关系。     

命运相通 守望相助——公民责任共同体意识的义谛、证成与建构刍议

公民责任共同体意识即"从维护我的权利到维护我们的权利"的公共责任观念。共同体成员要"同呼吸共命运",是因为面对"房间里的大象","沉默的大多数"只会筑起掩护罪恶的墙,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人人愿意承担责任的社会,否则都会在危险、恐惧中苟活。为防止公民社会沦为"游民江湖",必须加强公民责任共同体意识的启蒙教育,进而以维权行动将其化为脚踏实地的公共生活方式。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NPO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在中国以加入WTO为标志正式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以来,中国NPO出现了蓬勃发展之势。但是在新的机遇面前,中国的NPO也面临着发展失衡、经费短缺、营销观念淡薄、文化理念匮乏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当重视中国NPO的培育,使其具有独立的地位、科学的管理、发展的能力和现代的文化理念。     

政府的责任性取代其回应性何以能说通

《理论月刊》2012年第2期刊发了郑州大学刘兆鑫讲师《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对政府回应性逻辑的质疑和超越》一文,文章主要探讨了"政府回应性的逻辑谬误"、"用责任性取代回应性"和"从政府责任到公共责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中刘兆鑫讲师认为走向复杂治理的公共行政不能以回应性为逻辑,提出了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这一主张。在其理论分析中,要以政府的责任性来取代其回应性,进而走向公共责任。相关分析缺乏科学推导之处,在此试着提出不同的见解。     

对“蚁族”利益补偿策略的理性审视——基于社会公平的分析

对"蚁族"进行利益补偿,是维护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更是社会现实的吁求、社会公平的理性诉求和政府的公共责任使然.为此,政府要树立"弱势补偿"的基本理念,制定完善有关法律和制度,注重对"蚁族"的政策适度倾斜;高校要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学生就业观念的培养和就业能力的提升,为大学毕业生积极搭建平台; "蚁族"要对自身状况进行理性省视,合理规划,实现理想.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乡村社会的福利供给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在乡村地区的实践,不仅包含国家权力渗透的维度,也包含国家公共责任提升的维度。对于乡村社会较高质量的福利供给既是现代国家公共责任提升的重要体现,又以现代国家更为有效的权力渗透为前提。建国后,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福利供给改变了乡村福利匮乏的境况,巩固和强化了国家的统治合法性以及管理有效性。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福利供给虽曾经历波折,但也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获得了显著的改善与发展,意味着现代国家构建在乡村地区已然进入了国家在继续保有强大基础性权力的同时,不断提升和改善公共责任的发展、调适的新阶段。     

执政绩效的伦理考量

从执政伦理的角度来看执政主体的执政绩效,其价值内涵应当表现为执政效率、公平正义、公共责任以及社会和谐等四个方面。现行的政绩考核对执政绩效的理解存在观念的误区,从而带来了考核上的偏差,要克服这些偏差带来的影响,就必须在考评政绩的过程中把握好"优、善、和"三重伦理标准,从而能更好地提高执政效率、实现公平正义、保持高度的公共责任感,以增强执政主体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

从生物学共生概念的提出到经济学共生理论的诞生,共生的应用领域不断延展。共生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也具有适用性,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属于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带来了社会组织行政化、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缺失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共生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是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是两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

民间组织作为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在中国文化中与“官方组织”相对称,对应于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等概念。因此本文在描述国外相关情况时,使用的术语是“非营利组织”,(NPO)或“非政府组织”(NG0),描述国内相关情况时,则使用“民间组织”一词。NGO/NPO最基本的特征是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其他特征还     

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

公民精神实质上就是公民对公共事务所持有的价值与信念,充满活力的公民和有效的公共行政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精神在推动和促进政府“善治”、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从个人、社会、政治和公共管理等层面分析了公民参与的价值和影响 ,进而阐述了公民参与的机制和途径。     

政府干预市场的三重边界——基于公共责任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建构政府干预市场的合理边界,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践履公共责任的正当性在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效率的实现,协调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合理分配,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划定政府干预市场的价值边界、领域边界与效率边界,探析政府公共责任与干预市场边界之间的本质关联,这是对能够驾驭市场的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一种创新性探索。     

“善治”视野中我国NPO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的突发和频发亟须其治理模式向＂善治＂转变,在此背景下,NPO参与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通过考察NPO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绩效现状,重点分析其参与治理的路径困扰和危害。进而,基于＂善治＂的研究框架探讨优化我国NPO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最佳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