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情境-行动分析”视角的生成:山西井村妇女的群体性抗争

"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两种研究模式在理论上存在着张力,然在具体研究中,单独使用其中之一又会突显出各自的优劣。由于生活本身是具体与抽象的组合,行动又是坐落在即时情境和社会情境之中,因此,本文尝试勾连两种模式,将"结构-制度"化约为社会情境",过程-事件"化约为即时情境,形成一种"情境-行动分析"视角,藉此视角并结合社会性别因素来审视井村妇女的群体性抗争。     

从制度分析到功能分析:单位研究的视角转换

“单位”是改革前中国社会的典型组织和社会结构的主要载体.那时的单位不仅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制度.改革以来,随着数量和功能的减少,单位成为多种组织形态中的一种.但由单位组织所形成的制度化模式却逐渐转变为一种文化现象而继续存在于行动者的观念之中、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单位的社会功能从制度性存在转变为行动者的意义来源,从而单位研究的视角也应随之转换,即从一种制度分析转变为功能分析.     

经济理性、制度结构与乡土逻辑: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共谋”现象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与利益逻辑,建立政策执行的"主体—情境—行为"分析框架。本框架关注政策执行中的行动者及其利益、政策执行的正式制度情境与非正式制度情境、政策执行的行为选择及行为结果。对G村两起政策执行共谋的案例研究发现,利益冲动是共谋的内在动因,分离的执行结构与虚置的监督体制为共谋提供了制度空间,乡土逻辑与农村文化则是共谋的社会土壤。这意味着政策执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激励兼容",并重视民情与运用地方性知识。     

新经济社会学应该忽视非人类行动者吗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在美国复兴,直接向经济学的核心领域"企业"和"市场"发起了挑战,重点关注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确立了"网络分析范式"的霸主地位。但是,主流学者却只关注了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而忽视了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与主流学者不同的是,近年来在法国兴起的述行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行动者"的定义是广义的,既包括人类,也包括非人类,二者被统一于"异质性的复杂网络"中。但是,非人类行动者没有能动性,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的呢?"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人类行动者的"转义者"身份来实现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人类行动者不停地把非人类行动者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转换出来,而且当人类行动者转译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时,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就互相交织,构建起了一个动态的、演变的、不可分隔的行动者网络。因此,市场不是独立的人类一元行动者的结果,而是人类和非人类多元行动者共同建构的结果。所以,关注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新新经济社会学"近年来在西方悄然兴起,未来可能成为掀起经济社会学领域研究的新一轮方法论热潮。     

村落权威再生产的人类学分析——以边疆民族地区城中村老龄协会成立仪式为中心的讨论

传统、国家和市场三种力量共同出现于傣族特定社区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交织融合的结构状态.以此形成了傣族村落权威的基本文化语境.当三方力量又以具体的人和事物再次交织于具体的社区场景活动中时,活动中的行动者策略性地运用了结构性资本进行权力的博弈,由此对自身的权威进行了再生产,也时社会力量进行了结构的再生产.     

中国式焦虑的婚姻缩影——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例

中国式情境主要是指制度情境。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牢牢扎根于理性选择的传统,承认行动者的行动是一个有目的的理性选择的过程。但它强调行动者的理性是在情境限定下的理性,行动者的选择是在制度约束中的选择,理性和选择必须在特定社会和历史阶段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得到较     

现代化转型与在地化实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论析

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发展历史性与现代性并存，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处于新、旧乡土伦理秩序的更迭之中，农村社会工作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任务。农村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需要对专业价值理念进行在地转化，以解决服务中不确定性情境与信任嵌入两难、多元角色期待与专业身份实现难题、地方性知识背景与文化解读错位、服务边界模糊与个体时空挤压的价值与伦理困境。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主要包括与地方性知识的在地对接、本土化服务的在地调试以及地方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四个面向。以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化服务在农村社会伦理体系中寻求文化契合，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更新了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对个体能力肯定、对集体主义观念认可的内涵，在现代化转型中共同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的在地化发展。     

“法”、“力”和“理”:当下抗争剧目研究的主要路径评析

学界对于农民抗争策略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依赖于国家力量的"依法抗争"、依赖于行动者自身的"依力抗争"和依赖于社会关注的"依理抗争"三个分析路径,每一个路径在解释抗争事件的同时也内在预设了前提条件,比如"依法抗争"中的"有利之法"假设,"依力抗争"中的规模门槛假设以及"依理抗争"中的政府回应假设,只有满足假设解释才能够有效。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研究在关注策略选择的同时忽视了行动者对目的的追求,实际上行动者在利益诉求的指引下,对于任何策略的选择都是工具性的,仅仅是根据政治情境的变化权宜选择的结果。因此,研究的关注点应从策略本身转向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其中尤以抗争议题、行动者行动能力和政府回应方式三者最为重要,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抗争事件。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遭遇：一个文化的视角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不能从想象中的国家概念出发进行一系列理论的推演,而首先应当进入国家与民间社会碰撞的具体场域中去真正地理解“国家”。事实上,在乡土社会中,国家权力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是弥散在乡村文化之中。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文化规则建构了权力运行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实践状态中又不断地从地方文化规则中寻求价值援引和意义象征。而这种权力实践又因为权力客体的能动作用而进一步凸显出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运行之间互动、交融的复杂格局。也正是对国家和民间社会本体论的重新认识,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在现实乡村社会中的真实存在提供了可能。     

从结构化视角看中国“公务员热”

"公务员热"是一个倍受政府、社会和学者关注的现实问题。文章借助结构化理论,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者两方面剖析"公务员热",认为该现象的产生是作为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结构与作为公务员报考者的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既受到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和使然,又形塑为社会发展中新的结构要素,进而得出"公务员热"再结构化的启示。     

公共治理长效机制的建构逻辑

长效机制是一种在公共问题长期稳定存在的状态下,以既有治理结构为基础,以实现可持续性绩效为目标的规范治理模式,具有稳定性、规范性、韧性和工具性特征。长效机制的建构包括发生情境、过程模型、运行要素三重要件。治理问题具有长期性与稳态性、治理结构具有绩效基础与转换空间、行动者具有强大行动能力与资源,是长效机制建构的情境条件。长效机制的过程模型包括情境识别、结构转换、机制优化三个单元,建构长效机制需要首先识别问题与情境的匹配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目标转换、结构调整和功能补正将既有的治理结构转变为机制模型,最后通过机制创新和资源供给来补正机制的有效性损失,并经由制度和规则的固定完成机制的优化。长效机制的建构依赖动力要素、衔接要素、协调要素和保障要素的共同作用,从而保持各个单元的有效运转。     

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村寨文化变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发展态势,但这种变迁绝不仅仅是民族传统文化事象的变异或流失,它还包括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的复兴、重组和再建构.现代性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颠覆乡土传统的生存空间,民族村寨文化也不会自动终止或彻底放弃自身固有的文化调适与更新机制,一味被动地接受现代化力量的消解和改造.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诉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张力,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将引导其"小传统"逐步走向现代性.     

“他者”身份的社会性建构与主体性重建——基于豫北林村越南籍媳妇日常生活实践的解读

外籍媳妇作为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在社会结构性差异中被赋予边缘化的"他者"身份,渗透于日常生活和地方性认知中,再现为一种行动者内化了的身份属性,构成主体的内在张力。只有利用结构和网络资源优先突破行动者自身的局限,才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有效发挥个体的积极能动性,实现主体性身份和地位的重建,而朋辈群体的互助共谋和婆家的全方位支持则是其从边缘化地位走向主体性重建的关键因素。     

疾病的解释与应对: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的解读

疾病不仅仅是人的生理表现,更是反映地方文化、群体信仰和社会价值的一种隐喻。以往关于本土文化对疾病解释与应对的研究,主要以具体的、案例式的研究为主,综述性研究相对比较缺乏,而具有地域性文化特质的地方性知识理论,可以成为重要的整合性分析视角。按照个体向社会延展的层次,地方性知识可以区分为泛化的个人历程与经验、家庭习得与亲属权威知识、群体共识与社区文化、族群文化与社会价值4个维度,不同维度对建构人们的疾病认知与行为均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性知识理论有希望发展成为研究与理解疾病背后的行动逻辑与社会意涵的视角之一。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残疾人问题

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构建主义者心目中，社会现实被理解为个人和集体行动者历史的和日常的建构：在历史进程中，社会现实既被客观化又被内在化、一方面．这些社会现实属于客观化的世界：个人和集团运用以前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语词、物品、规则和制度等等.     

论社会和谐的制度结构基础

探讨不同制度类型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如何“生成”有机的制度结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制度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行动与制度都存在不同的类型,不同行动者在不同制度条件下行动,进而再生产出不同类型的制度;而制度又作为一种深层社会结构要素,影响着相应的行动;不同类型的制度与其相应的行动之间存在双向形塑关系。生成的不同制度类型都具有合法性与局限性,只有不同类型的制度有机结合,生成完善的制度结构,经济领域才能取得较好绩效,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观念·结构·制度——关于民族国家起源的三种解释

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政治行动者。民族国家从何而来?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解释角度:契约论、结构论和制度论。三种解释角度分别反映了民族国家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初创阶段、普遍化阶段和裂变阶段。契约论形成于民族国家的初创阶段,主要从自然状态、权利、平等、契约等角度解释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因和方式。结构论形成于民族国家的普遍化阶段,主要从社会结构角度解释民族国家主权、公民权利、民族主义等要素产生的方式。制度论出现于民族国家的裂变阶段,它把制度设计和国家结构看作是冷战后民族国家创建的决定性因素。三种解释视角为理解民族国家的建构方式提供了全景式的图景。     

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是理性的行动者,其致力于城市融合的行动策略是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但其城市融合行动同时也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因此不断反思与调整行动策略。通过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得以更深入地参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方式以"同化"与"整合"为主。     

能否将中国哲学看作一种“地方性知识”?——关于《中国哲学：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一文与陈少明先生商榷

陈少明先生在《中国哲学: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一文中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于"地方性知识",而其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普遍化的理性倾向。他由此提出了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的方式。然而由于对"地方性知识"理解的偏差,导致此文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将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与劳斯的"地方性知识"混为一谈;二是误解了"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关系;三是将"地方性知识"应用于哲学领域,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地方性知识"概念的使用限度,而且这种做法会走向文化相对主义,最终反而会阻碍中国哲学融入世界。本文立足于对陈文的分析,旨在走出"中国哲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误区。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分析——以心态文化层为视角

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文化是一种结构性存在。结构方法的着眼点不再是文化的某些分散因素,而是因素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只有发现文化中的深层结构,才能保障文化研究的客观性,才能发现真正的人的存在。心态文化作为文化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诸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不同要素之间既有质的区别,又有内在关联。本文正是立足于此而展开分析的,以致力于对蒙古族文化的更微观视角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