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各地城乡基层的实践创新迅速展开:以大部制和扁平化为方向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多元协同和开放流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断建立健全,并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并举、城乡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联动的发展特征。在"十三五"阶段,通过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思考——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成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分析,社会利益体系分化后,随着人权、公民权的确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内在统一的。因此,市民社会中利益整合、权利发展与制度文明是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基本要求。而其主要实现途径是进一步深化治理理念,提高基层民主素养和增强基层政府制度能力。     

代理人再生产: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及其逻辑

在社会治理转型期,国家力量的向下渗透与社会力量的向上生长,会带来哪些新的治理经验?这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与惯习之下,为加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缓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产的行动策略。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在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间关系时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第三方合作平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得以有效聚集,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也得以加强。它既展现了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意志及导向性功能,也呈现出社会力量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吸纳整合,成为政府渗透基层的重要抓手。而要在"强政府"的基本场域下构建形成"强社会"的发展态势,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资源配给方式的改革面向,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     

从治理到善治:基层政府治理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国家整合

治理与善治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作内卷化突出,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在基层政府善治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善治目标与社会结构、财政汲取与国家分配、法制建构与制度保障、民主发育与国家资源四对关系。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基层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创新城乡社区管理 夯实国家治理根基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越强,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实。调研发现,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生活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社区网格化治理打破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三维权力架构,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应对治理主体多元、权力与资源分散、组织结构再造等各种挑战,如何发挥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逻辑证明——基于对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治理的个案分析

基层治理机制的建立与组织建设的完善是城乡统筹建设的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通过对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基层治理状况的个案研究,推理出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构建逻辑,即构建健全和发达的基层公民社会,是为了实现公益的完整诉求,形成国家与社会良好合作的状态。     

精准扶贫中乡村治理精英对国家与社会的衔接研究——江西省XS县的实践分析

在社会组织化较低和村民个体化的条件下,治理精英成为与政府合作推进扶贫工作、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通过构建基层政府、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的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治理精英为什么会成为衔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纽带和乡村社会扶贫的关键力量的原因作出解释:其一,村庄内部人力、财力、文化等资源的匮乏使得普通村民群体难以肩负脱贫致富的重任,作为"弱者",他们更愿意依赖治理精英来实现这一愿望;其二,受到经济理性观念的影响,基层政府更信赖有声望、有发展能力的治理精英,富有治理精英的村庄因而更容易获取政府扶贫资源;其三,乡村治理精英无论是个人禀赋还是社会资源相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多优势,在扶贫行动中他们更可能发挥核心作用。但是治理精英协作扶贫虽然在扶贫初期能够广泛调动社会资源、整合乡村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即体制内治理精英的双重角色的冲突和治理精英协作扶贫的脆弱性。     

城乡一体化驱动乡村现代化

正乡村治理现代化并不是要构建一套区别于城市的特殊的治理体系,其前途与目标是城乡社会治理的一体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作出了具体部署,其要点包括: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等等。     

“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管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因此，传统的城乡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和健全，需要确立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需要强化社会服务功能，需要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需要强化社会自治功能，从而实现由侧重管理向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转变；由侧重外部约束向外部约束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转变；由条线的、单向的管理运行机制向网格的、互动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转变。     

加强城乡社区建设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社区处在联防联控的第一线,是抗击疫情的两个前沿阵地之一,实施严格的社区封闭管理对于阻断疫情传播扩散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进一步凸显了城乡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同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及其路径选择

治安治理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时拥有的物质要素的总称。根据治安治理权力所属主体的不同,治安治理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国家资源包括执政党权力体系的政治资源和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包括基层社区的自治资源和以保安组织为代表的市场资源。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部分: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通过协商沟通机制整合双方力量;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补充。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土地政策执行中基层政权的运作困境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国家对农村社会与基层政府进行整合的重要手段,土地政策可分为分配型、维控型与规制型三类。基层政府作为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实践中针对土地政策的分配、维控与规制功能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与治理方式,并形塑了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困境。为此,以土地政策为核心,建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者相对平衡的互动关系,从而既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又强化国家对基层政府的行为规制,是国家制定与完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     

发挥三个作用 构建四套机制 奋力开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成都市温江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改革探索入手,创新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作用",建立健全"四套机制",被确定为四川省首批"城市基层治理示范区",为全国全省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温江样板、贡献温江力量。     

坚持党建引领增强共治效能

正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     

关于深耕地方文化推进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社会的意涵体现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深刻调整转型的动态化进程决定了基层治理单元的重组变迁仍将处于持续的动态调适中。居民的社会需求与社交网络日渐远离以血缘、业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居民自治体系与协作机制的构建缺乏共同体身份意义与治理功能。文化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价值,地方文化的梳理整合是身份认同的过程,基层社会的存量文化资源与下沉的增量治理资源需要优化配置,与基层社会实现有效对接,在交互合作中,形成一套“拉得出来、顶得上去”的文化机制体系。     

做好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是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关键路径,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面对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中的结构困境、服务难题、秩序危机、测度问题,迫切需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要素,强化服务能力,修复秩序体制,健全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