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结构化视野下村庄主体精英的村治行为逻辑

进入后税费时代,村庄主体精英如何承接国家资源赋予并实现村庄的自主发展是重中之重。村庄主体精英是相对于一般性村庄精英而言,是指在村庄内最具资源优势和动员特色,能够为村民和政府赋权的精英。从结构化的视角出发,其行动的结构是由纵向上的国家自上而下的正式结构与村庄内部的非正式结构,以及横向上的家庭的私性关系结构与来自市场的利益关系结构交互构成。这种交互的结构体系既制约了村庄主体精英的行为选择,同时村庄主体精英的自我扩展性也生产了新的结构体系,从而形成了以村庄主体精英为核心基点的复线治理状态。深度挖掘村庄主体精英的"结构—行动"的互构特性有助于深化和推进农村社会的治理现代化。     

青年精英与乡村新内源式发展——基于湖南M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田野调查

乡村发展的关键是要将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聚合转换，促进乡村“新内源式发展”。返乡青年具备专业多元、思维创新、文化素质水平高等优势，应抓住当下青年回乡创业的社会契机，使返乡青年精英成为链接外源资源与内生动力的关键性角色。本文以湖南M自然村为个案分析，探究青年精英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使村庄形成新内源发展态势的背景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青年精英在熟人社会中带领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内生性动力在村庄内部激发凝聚，依托专业优势倒逼政府外源性资源投入，以提升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使内生性动力与外源性资源进行双向反馈互动；青年精英成立村社组织、制定行动策略，重塑动能形态，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事件搭接多元治理主体、助推乡村自治、孕育新兴产业，为乡村新内源式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城乡基层治理:使之走出困境的政府责任

城乡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当前我国城乡治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在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各种途径中,即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选择合适基层治理模式、建立城乡统筹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服务型政府、使国家治理资源与民间社会治理资源对接等,政府肩负着重要责任。     

代理人再生产: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及其逻辑

在社会治理转型期,国家力量的向下渗透与社会力量的向上生长,会带来哪些新的治理经验?这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与惯习之下,为加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缓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产的行动策略。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在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间关系时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第三方合作平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得以有效聚集,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也得以加强。它既展现了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意志及导向性功能,也呈现出社会力量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吸纳整合,成为政府渗透基层的重要抓手。而要在"强政府"的基本场域下构建形成"强社会"的发展态势,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资源配给方式的改革面向,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     

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与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变异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的复杂性造就了基层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独特场域。H县火化政策执行经历了政府运动式治理、村民消极软抵抗到政策隐性终结公开化的变异过程。这一过程演绎着府际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基层官员与乡村共同体关系相互影响的复杂场景。政策细化中的乡村文化融入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一旦缺失将引致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成为乡村治理中政策执行变异的决定因素。协商民主的议事规则有助于通过增进公民参与,将乡村文化习俗融入政策细化,促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习俗的互恰,为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奠定基础。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转型——基于乡村青年创业精英的视角

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一批村庄留守精英和村庄回流精英等乡土内生性精英纷纷走上了规模化农业的创业之路,成为新时期的新土地精英。农地规模经营(或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但是以往研究多是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进行相关讨论。"资本下乡"所代表的外生精英(或资本)主体与新土地精英所代表的内生精英(或资本)主体对村级治理产生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而后者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本研究从"资本-资源"的理论视角,阐释了新土地精英的崛起所导致的村级治理转型,即新土地精英所牵动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导致了村庄治理所依托的权威性治理资源、配置性治理资源和规范性治理资源发生了重要变迁。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具有增强村庄内源发展动力和加剧村民阶层分化的双重效应。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

通过对竹溪村的个案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目前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不是行政力量从乡村的撤退和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行等原因所致,而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控制仍然过严,村委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够而导致宗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只是表面现象,掩盖的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质,即在宗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同作用下,村庄中的非权力精英如何借助宗族并通过宗族活动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参与模式。     

“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建构

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理选择。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从国家或乡镇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基层政府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构起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转变乡镇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其公共服务能力,首先应该从改革乡镇长的产生方式着手,改变其授权方式,探索推广乡镇长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转变为直选产生;建构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抓紧建设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增强农村社会的自主性。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及其路径选择

治安治理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时拥有的物质要素的总称。根据治安治理权力所属主体的不同,治安治理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国家资源包括执政党权力体系的政治资源和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包括基层社区的自治资源和以保安组织为代表的市场资源。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部分: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通过协商沟通机制整合双方力量;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补充。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归纳与探讨

国家政权建设最早来源于对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等一系列现代化现象的经验提炼和总结,后被中国学者用于分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及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将国家政权建设看作一个过程,探讨这一过程的动机、方式、微观行动者,及其中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基层政权,可以将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分为四个视角: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结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民自治、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政权、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精英。四个视角基本可以涵盖目前关于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范畴,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既肯定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国家对社会的反作用,并认为维系国家与社会发展及二者关系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可以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方法指导,启示我们在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时必须坚持社会力量参与、县乡政府负责和以农民群众为本。     

论精准扶贫中驻村工作队的双重联结与双轨治理——鄂西L镇的个案研究

驻村帮扶是中国特色的扶贫治理机制。基于结构洞理论视角,鄂西L镇个案研究表明:驻村帮扶之所以有效在于驻村工作队填补了政府与贫困村、弱势农户之间的"结构洞",即驻村工作队实现了贫困村与上级政府之间、派出单位与村集体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双重联结,其功能是充实乡村组织力量、加快信息交流和资源传递;驻村工作队的治理行动兼具科层化与反科层化的双轨性。作为政府派出的任务型组织,驻村工作队依靠自上而下的科层化治理,提高政策执行力。同时,自下而上的反科层化治理是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的需要,依靠群众路线达到获取民意、情感动员并整合资源的目的。历史地看,驻村帮扶是新时代乡村治理形态由悬浮型转向嵌入型的一个缩影。     

新农村建设中的精英治理困境分析——以恩施市南里渡村为例

村治模式的选择与运行已经日渐成为影响着国家基层的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关乎中国农村发展的状况与方向以及现代化的实现。当代中国村级治理的特定模式是村民自治,然而由于受经济条件、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村治实际中存在着大量的却是以村民自治为形式的实质上的精英治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精英治理有助于农村各种资源的管理、分配,也有益于民主、法治观念向农村社会的衍伸,以及村民最大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但同时,精英治理也有自身难以忽视的困境,不利整个农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恩施市的南里渡村的精英治理值得作为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