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概念的规范约束

刑法的犯罪定义对犯罪学研究具有导向作用 ,直接影响犯罪学研究中的具体犯罪类型、犯罪界限的确定。刑法犯罪定义反映的价值观 ,影响着犯罪学对犯罪行为认定及治理的观念。以刑法犯罪定义为研究基点 ,有利于减少纷争 ,有效利用犯罪学研究资源 ,集中解决关键问题。强调刑法定义对犯罪学的约束作用 ,并非否定犯罪学研究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犯罪学不是刑法的辅助学科 ,刑法定义的约束作用不是绝对的、僵化的。     

主论

宜加强对网络犯罪的刑法教义学研究随着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犯罪相伴而生并不断蔓延,成为网络社会的犯罪新类型,这就对刑法如何应对网络犯罪提出了重大课题。我国刑法提供增设罪名的方式,采取法益的刑法保护前置化,将某些具有预备性质的网络犯罪行为设置为正犯,同时将某些具有帮助性质的网络犯罪行为设置为正犯,从而为惩治网络犯罪提供了规范根据。     

法律问答

如何正确确定犯罪结果地编辑同志：《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地、销赃地等。在执法实践中，犯罪结果地是争执和分歧的重点，望对正确确立犯罪结果地予以解答，以利我们更好执法。江苏陈林生陈林生同志：《刑事诉论法》第24条规定的“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行为实施起始地和实施终止地）、犯罪结果地和销赃地等。广义的犯罪结果地是指危害行为侵犯刑法一般客体所引起的损害发生地；狭义的犯罪结果地是指危害行为侵犯作为…     

论准中止犯——兼评大陆法系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

准中止犯是指在行为人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的过程中,主观上基于自己的意志放弃了犯罪行为,客观上对于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付出了真挚与积极的努力,只是行为人的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不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而准用中止犯的处罚原则的情形。准中止犯的立法例表明大陆法系刑法在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上出现松动,是主观主义刑法立场的体现。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不承认准中止犯,但我国刑法在对待中止犯问题上历来持主观主义立场,因此准中止犯的立法能为我国借鉴。     

论刑法中的犯罪方法

研究犯罪方法,有利于准确认定犯罪、合理适用刑法。犯罪方法可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犯罪方法是否构成犯罪要件、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刑法对其不同表述、复杂程度等标准,将其分为不同种类。犯罪方法与犯罪行为、犯罪工具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处。     

金融犯罪立法分类标准的合理性研究

我国刑法一直以犯罪客体为标准进行犯罪分类和章节设置,但刑法分则中金融诈骗犯罪的设置却是以犯罪行为为标准,这一改变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本文以刑法立法分类原始理论为起点,通过对我国金融刑法分类现状的评述,来分析金融犯罪分类标准的合理性。     

关于诈骗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诈骗犯罪的概念及对我国打击诈骗犯罪的回顾诈骗罪,在国外亦称欺诈罪,是指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象的方法,骗取或者滥用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对自己的信任,使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产生误解或错觉,"自愿"将财物交出转归已有的犯罪行为。我国原来的刑法,即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1条、第152条,分别规定了诈骗、惯骗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从这两条的立法本意看,立法者是将诈骗罪作为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一个罪种,没有将其列入刑法分     

袭警行为刑法规制之比较研究

随着袭警行为的日益严重,我国刑法应当进一步完善对于这类犯罪的规制。对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相关刑事法律规定予以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对于袭警犯罪行为的立法模式、犯罪对象、行为表现、主观故意以及刑罚等问题予以考察,有助于促进我国刑法完善对于袭警犯罪行为的规制。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在我国刑法中单独设立袭警罪,保护国家权威不受侵犯。     

漫谈洗钱罪

新刑法的颁布,对一些新出现的犯罪行为作出了全面、具体的规定。洗钱犯罪就是其中之一。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

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大多集中在民事、行政等非刑事法律,《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首次提出用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这是对有关侵犯个人信息权犯罪的补充修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相关规定中仍存在一些不足或欠妥之处,如犯罪主体范围界定不明、犯罪客观方面亟需完善、缺少过失犯罪。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不足,提出建设性意见,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论设立犯罪类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必要性

犯罪类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赔偿义务人因为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 从而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在刑事案件中,当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时,被告人的行为就不仅仅只触犯了刑法,同时还在民法上构成了侵权。从现有刑事、民事法律制度看,犯罪类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建立犯罪类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结果加重犯与过失共同犯罪关系论

我国刑法中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只存在故意的类型。＂故意——过失＂型结果加重犯中基本犯罪的行为人对过失结果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国外学者的态度与他们对待过失共同犯罪的态度相一致,而我国的通说否认过失共同犯罪,同时又承认基本犯罪的行为人对过失结果能够构成共同犯罪。从结果加重犯的构造来看,承认基本犯罪行为人对于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构成共同犯罪,实质上就是认可过失共同犯罪,因此肯定过失共同犯罪有助于刑法理论的统一。     

犯罪结构变化呼唤刑法精准治理

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应当顺应犯罪结构变化进行必要调整。当前我国犯罪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和新罪化趋势,要求实行精准刑事政策,对轻罪、新罪分别适用"宽之又宽"和"宽严审时"的策略。轻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对犯罪进行分层治理,并针对轻罪设置特别从宽制度;新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创新治理,提高司法技术水平,加强甄别新型犯罪行为及其危害性,同时顺应新型犯罪态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犯罪的入罪门槛和处罚力度,提升刑法治理的精准性和社会效果。     

西藏地区犯罪群体的性格特征浅析

性格特征是心理学中的一个范畴,是表现在个体或群体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的较为稳定而有核心意义的心理特征,是个体或群体心理面貌本质属性的独特结合,是个体或群体相互区别的重要方面。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犯罪心理支配下,对不同的刺激客体实施的侵害行为。本文作者通过初步研究表明:不同性格特征的个体或群体犯罪行为过程、犯罪结果、犯罪性质的存在都有较大的差异性,为此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性格特征进行研究,试图探究少数民族犯罪群体性格缺陷特点,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犯罪行为的表象特征,深入了解犯罪个体心理发展…     

论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是一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抽象出来的理论概念。犯罪工具是犯罪人为实行犯罪而利用的物或人。犯罪工具能否便利犯罪,依赖于犯罪人主观认识来判定。在实践中,犯罪工具对犯罪行为可以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对一些犯罪的定罪量刑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于犯罪工具,应分别情况加以不同处理。     

结果加重犯概念辨析

结果加重犯理论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论上对结果加重犯的概念没有界定清楚。关于结果加重犯的概念,有广义说、狭义说、折中说。通过对几种观点的比较,认为结果加重犯是行为人故意实施了基本犯罪的犯罪行为,因故意或过失发生了超过基本犯罪结果的加重结果,刑法因此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形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故意的基本犯+过失的加重结果;二是故意的基本犯+故意的加重结果。     

对“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的理解

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的成立以行为人"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为前提条件,行为人对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是否"明知"就成了本罪是否成立的关键.本文拟从"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的涵义、如何认定、"明知"的形成时间及其与刑法总则"明知"的关系等方面理清相关问题,以抛砖引玉,并希能对司法实践有参考价值.     

浅析我国犯罪的基本特征

在刑法学中,犯罪的定义有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之分。如何看待我国刑法第十三条给犯罪下的定义,刑法学界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实质性定义,它从阶级本质上回答了在我国什么行为是犯罪,指明了各种犯罪行为危害的内容。多数同志认为,这个定义是从犯罪的阶级实质和法律形式的统一上给我国的犯罪行为下的一个完整的定义。但具体分析,犯罪具有几个基本特征或哪些特征,却存在明显分歧,有“三特征说”,有“两特征说”。文章同意后一种观点,即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我国犯罪的两个基本特征,并明确指出,“应受刑罚处罚性”不是我国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     

涉野生动物犯罪的轻罪化问题研究

涉野生动物犯罪所引发的环境破坏问题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对于涉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虽在第341条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强调生态保护的背景下,对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模糊、客观归责不清,实践中通常会呈现重刑的特征,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较大争议。追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立法原意和刑罚轻缓化的现实趋势,加之域外成熟的立法借鉴,通过完善该罪的立法以及司法机关在认定主客观要素时的技术性调控,涉野生动物犯罪轻罪化处理可以更好地体现刑法的精神,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刍议不当得利的犯罪化——以许霆恶意取款案为例

许霆恶意取款案对ATM犯罪的立法和司法提出了挑战。本文以该案为背景，试图探求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与刑法上犯罪论之间的连结点。不当得利的犯罪化旨在明确不当得利与犯罪之间的界定，既不能将不当得利行为本身视为犯罪行为，亦不能对不当得利行为进行有罪推定，而是应在勘定不当得利与犯罪行为清晰边界的基础上明确不当得利与犯罪之间的转化标准，并最终着眼于该行为的民刑立法司法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