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人口总量变动分析及启示

西方国家城市发展实践表明,大城市人口总量呈现动态演化过程,其中,人口迁移是影响大城市人口总量变动的主导因素。大城市人口总量变动态势影响着城市公共政策的选择与制定。本文在基于中西方大城市人口总量变动的历史数据,以及人口迁移理论梳理基础上,探讨影响中国大城市人口总量变动的因素及机理,并思考其对新一轮城市发展公共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新一轮区域经济均衡化政策的实施,中国东部沿海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外部压力趋缓,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的吸引力仍然存在。中国特大城市人口总量增长将会逐渐进入平稳增长。中国人口有序流动迁移的大环境正在形成中,未来大城市人口调控有望转向以市场机制调节为主的阶段。     

大城市人口控制向何处去

近几年来，北京人口规模飞速膨胀，2009年底，常住人口1972万，不但远超北京“十一五”规划末1625万人的目标，也早就突破了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1800万人的目标。同样，人口规模快速膨胀也是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大城市面临的问题。在城市人口规模快速扩张，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没有完全跟上的情况下，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困扰，出现了人口拥挤、住房紧张、交通堵塞、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以及入学难、就医难和公共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     

大城市社区组织架构有关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城市的经济迅速发展，城市社区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常驻人口和流动人口增加；随着经济、化的高速度发展，社区内各种经济、化、社会组织日渐丰富；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自然人和法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带来了某些城市问题。由于城区政府管辖范围过大，     

首都人口规模的调与控

设置首都人口规模的上限,制定阶段性目标,实施年度计划,为治理"大城市病"创造条件,同时探索可持续的体制、机制、制度上的安排和保障,积小胜为大胜,为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科学调控首都人口规模

<正>北京市的人口总量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各区(县)间的人口分布也极其不平衡,中心城区集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于一体,以及其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等众多优势,强烈地吸引着各地人口和企业的聚集。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北京人口呈现超高速增长的态势,过分集中的中心城区人口与功能所造成的城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问题正成为首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亟待破解。     

大城市犯罪区域分布之研究

城市化已遍及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与发展水平的各个国家，迅猛的城市化也引起了犯罪增多和猖獗这一棘手的社会问题。人们在研究城市化与犯罪的关系时，一般比较重视城市化过程以及城市的规模、类型、人口、文化、建筑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而较少研究犯罪在城市中的区域分布，特别是在大城市内的区域分布这一课题。文章认为大城市内部犯罪区域分布是由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分析了大城市内部犯罪区域分布的特点，并从中得到了三点有益的启示。     

大城市人口超载不是流动人口的错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人口超载的问题越发突出,伴生出发展与管理的一系列难题。比如水、土地等资源的紧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复杂的人口状况和社会结构,使得种种矛盾很容易被诱发。据悉,有的城市对此已不堪重负。一些大城市人口过多,多到超     

人口增长与“大城市病”诊治——以北京市为例

目前,北京市的"城市病"特征日益凸显,人口过密、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显然,给底层外来人口设置进城障碍不是医治"大城市病"的良策。治理大城市病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完善城市交通体系、设置上班错时制度、打造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等多个层面着手。     

市场失灵、倾斜性政策与生产和人口在大城市的过度集中

由于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无关性、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以及大城市居民中劳动人口很大的迁移成本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大城市工人丧失了向厂商索取较高名义工资以补偿其较高生活成本的能力，大城市工人较高的生活成本很难实现向厂商的传导和转嫁。此时，厂商享受着大城市较高的聚集经济带来的高效率，却不用对工人较高生活成本进行补偿。这种市场失灵，是生产与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中问题产生的市场内生性原因，而政府对大城市的倾斜性投资政策，可以加重过度集中问题。     

“大城市病”的破解良方

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些所谓的大城市病,只是城市发展中的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规律,从区域和城市角度,高瞻远瞩地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提高政府决策水平,统筹城乡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平衡发展。     

人口增长与“大城市病”诊治——以北京市为例

目前,北京市的"城市病"特征日益凸显,人口过密、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显然,给底层外来人口设置进城障碍不是医治"大城市病"的良策。治理大城市病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完善城市交通体系、设置上班错时制度、打造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等多个层面着手。     

试论大城市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城市化是在中国与世界上奔涌而来，与工业化、现代化相伴相依的世界性潮流。当此之际，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小城市迅速发展为特色的湖北城市化方兴未艾，超大城市武汉市市区人口已达382万，大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在湖北城市体系中曾一度出现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和ic（y－H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的“断层”状况。针对这一省情，为了加快湖北的发展、促进湖北的振兴崛起，使湖北能以雄健的抢前争先的姿态进人ZI世纪，1995年，中共湖北省委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跨世纪的城市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尽快将黄石、荆州、襄樊、宜昌、十堰…     

超大城市人口变动趋势挑战及应对

<正>超大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21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等七个超大城市GDP总量达205887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8.0%，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9倍，城市总人口15031.7万、城区总人口12638.9万，分别占全国总人口和全国城镇总人口的10.64%、13.82%。2010年以来，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空间分布和吸纳就业等出现了一些倾向性、苗头性变化，准确把握这些人口变动新特征、新趋势和新挑战，研究出台前瞻性应对举措，对推动超大城市转变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大城市病”的破解良方

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些所谓的大城市病,只是城市发展中的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规律,从区域和城市角度,高瞻远瞩地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提高政府决策水平,统筹城乡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平衡发展。     

国外大城市调控人口的对策与措施研究

长期以来,在北京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口规模也迅速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屡屡打破规划目标.借鉴世界各国大城市调控人口的经验,探索北京人口调控的有效途径,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疏解未必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

当前,大城市因市中心人口密度较高、拥堵较严重而采取疏解人口和发展多中心城市的策略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在疏解人口之前,我们应廓清城乡、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本质区别,把握疏解人口与城市通勤、生产和生活的相互作用,理顺人口密度、疏解人口与交通拥堵之间的逻辑关系。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科学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并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悖论

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在选择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作为城镇化的重点上存在控制论和市场论两种观点的分歧。代表主流观点的控制论认为,为了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现,应该将中小城镇作为重点,而市场论则基于历史经验和城镇化主体自主选择考虑,认为应选择大城市作为城镇化重点。     

城市要不要控制人口

“城市病”在国内的流行,许多地方政府利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开始控制人口,那么,对于目前中国来说,城市化与“城市病”的矛盾,要不要以控制人口来解决?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机会还是问题?     

中日专家提出应注意大城市圈的作用

在国家计委地区经济司、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化战略及其途径”研讨会上，与会的中日专家提出，借鉴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发展应特别注意大城市圈的作用。　　中日专家在研讨中指出，从世界各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国民人口基本上都走过了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分散的中小城市到大的中心城市集中的历程。21世纪是城市经济的世纪，大城市圈间的竞争和协作将决定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目前，中国一些发达地区已出现一些在亚洲、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潜力的大城市圈，但中国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30％左…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大城市规模的思想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写专文阐述其城市观,但他们关于城市的论述散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的论著里。仔细梳理他们关于城市的表述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出限制大城市规模的主张,他们对于大城市的形成条件及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于大城市的正面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分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以及他们对城乡关系走向的展望,都有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意蕴。这种意蕴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共产党人所制定和推行的大城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