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城市精神

当下,各种类型的“城市病”影响着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不仅包括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器物层面的“城市病”,也涉及某种程度的城市精神缺失等精神层面的“城市病”。从长远和深层次看,后者比前者影响更大更深,更需要高度重视和着力破解。     

国外的宜居城市

国内不久前评出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十大宜居城市”,上榜城市全是百万人口甚至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十大宜居城市”之所以都是大城市,主要因为它们经济发达,机会较多。就在这次调查之前,建设部负责人表示,全国已有183个城市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宜居城市就等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吗?那么,国外何样算宜居呢?     

我国大城市病及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治本之道——兼谈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控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也愈益严重。治理大城市病、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已成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政府管理者排上行政日程的重要问题。集聚经济的作用,决定了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大城市化趋势,但大城市化未必一定会产生"大城市病",完善的市场体制可以使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形成自动调节机制。相反,集权体制的存在,则使城市人口规模呈更大(或尽可能大)的倾向;在集权体制下,亦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大城市人口的迁移增长。治理大城市病、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改革集权体制,打破城乡壁垒,这才是治理"大城市病"的治本之道。     

智慧城市蕴含着无限商机

如何既能享受到城市的美好,又能克服“城市病”?这就需要智慧.所谓“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即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的科学管理运行,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创建智慧城市,就是让城市“不得病”“少得病”,有了病之后“快治病”,让城市更加便民、利民和惠民,让市民与城市融合在一起.     

乡土，中国的底色

费孝通先生1945年在他的一本英文著作中将中国描述成“捆绑在乡土上的中国”。六十余年后．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日益凸显的“城市病”开始困扰我们，乡土似乎渐行渐远。     

荟萃园

城市化未必能解决『三农』问题近期出版的《中国合作经济》刊文：最近,在接受访谈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我们需要反思。对于城市化,温铁军说,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考察过,没有发现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无论是墨西哥、巴西,还是印度等国,那里的所谓城市化基本上是靠大型贫民窟实现的。中国当然不需要这样的城市化。就算是发达国家,城市化也不能解决其“三农”问题。以日、韩为例,它们的工业化、城市化速度远快于中国。日本今天只剩下558万农民,95%以上的人口都已经城市化了。但是,日本农村不是在衰败吗?农业不是很危险吗?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它的农业是应该破产的。可见,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距世界平均水平还有10个百分点的差距。但是,看看中国城市总人口已经达到了多少?5亿多!而欧洲人口才3亿多。我们早已大大超过欧盟国家的人口总量,也超过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总量。城市需要的是高度的资源消耗。有人说中国城市人口应达70%。我们这块有限土地上的资源,能承载得了这么多城市人口吗?     

以城市精细化治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路径

<正>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推动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2%提高到2021年的64.72%。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繁荣。快速城镇化造成了各种城市病的凸显和频发，并让城市人口膨胀、城市资源陡增，产生交通拥堵、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病不断凸显，随之而来的城市治理问题给城市管理部门带来了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城镇化影响及门槛效应

采用Super-SBM模型与Malmquist模型测算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分别验证黄河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递增趋势，且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流域内所有城市的土地城镇化逐年递增，11个城市（州）出现人口流失导致人口城镇化递减；人口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关系，土地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在流域内存在区域差异性；人口城镇化影响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土地城镇化的双门槛效应，当土地城镇化发展过低或者过高时，人口城镇化呈现抑制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土地城镇化影响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人口城镇化的单门槛效应。因此，黄河流域各城市应积极推动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控制土地城镇化高速发展，建立以常住人口为标准的“人地挂钩”制度，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居民消费，建立“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     

有人力,有算力,治理才给力

曾经,湖南邵阳治安水平不高,社会风气名声不佳,当地人为之气沮。最近5年,这座城市终于撕掉了“老黄历”,基层治理焕发出新气象。邵阳凭什么?“辅警”“快警”,人力保证邵阳是湖南人口大市,70%为农村人口,可是多年来农村警力占人口比例只有万分之六点八,为湖南最低水平。     

智慧城市：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人口持续膨胀、生态压力沉重、资源土地逼仄，很多人仍纷纷涌进城市。上海快速发展了30多年，与世界许多地方一样，城市病聚沙成山。特别在功能提升、空间重构和深层变革的当下，伴随城市化和产业转型，水、电、交通等关键城市系统不堪重负，“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怎么应对？建“智慧城市”是必由之路。     

完善人口规模宏观决策机制

人口规模对于一个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决定一个城市规模的关键因素,也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常住人口从1000多万到现在的2100多万,主要是外来常住人口增长,其劳动人口有力支撑了北京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但人口的过快涌入和高度集中,也给城市运行带来了困扰.北京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城市,摊大饼似的发展,交通拥堵、污染严重,“城市病”愈益严重,资源和环境的负担日益沉重,人居环境逐渐恶劣.事实证明,一个城市的规模有一个边际效应,因此对人口规模予以有效调控,是城市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北京绿卡”能卡住人口流动吗

设立“北京绿卡”的目的,在于控制人口总量,理由是城市的承载能力有限。目前,披露的控制目标为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既然人口必须控制在一定基数内而非来者不拒,就必须对拟定常住于北京的人口进行筛选淘汰,于是有了这场风波。8月21日,记者获悉,凡是收入不满1600元,没     

两位博士的对话关于当前户籍制改革的思考

“城里人”、“乡下人”,户籍制曾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中国人分隔在物质文化悬殊的两个“世界”。不同“世界”的人,便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甚至不同的命运。可以说,户口是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特殊证件,每个人的出生、上学、就业、参军、结婚、迁徙……无不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你可能认为自己在大城市生活了七八年,至少算得上个城市人了。但是户口告诉你,你只是这里的“暂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展望新千年,我国人口管理制度将会有哪些根本性的变革?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会不会取消?……就人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徐苏林与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左鹏博士进行了探讨。农村人与城市人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平等     

婴儿车指标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不少大中型城市，“城市病”呈现集中爆发的态势。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是“城市病”中的焦点问题。如何去除“城市病”，创建一个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是近来政府部门、媒体、专家探讨的热点。     

聚焦城市总规修改

<正>为更好地通过规划引领首都可持续发展,破解北京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解决"城市病"问题,2015年,北京市政协围绕《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的修改展开了专题协商工作。在5月份召开的市政协首次议政性常委会上,常委们进行分组讨论,15位常委、委员作大会发言,就总规修改中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城市病、控制人口     

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的经济生活及家庭婚姻困境

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城市贫困问题日渐凸显。其中一个社会现象应当引起政府及社会有关方面的重视,即城市“低保家庭”的人口结构及家庭婚姻困境。北京市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课题组抽样调查499户“低保家庭”的结果显示,“低保家庭”已婚人口离婚率高、丧偶率高,单亲家庭比例高的“三高”现象,以及由此     

WTO将给中国城市治安带来什么

日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近在 咫尺。中国“入世”，不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变化，同时，也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特别是城市治安，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 农民再转移流量再增大 城市流动人口可能再度膨胀 时下，中国流动人口已突破８０００万，居世界各国流动人口之冠，也就是世界第一大国，流动着一个世界级人口大国。 中国城市治安的主要问题，就是对人口的管理问题。人口，必须在控制中流动，在流动中控制。入世，将使中国人口流动再掀巨浪，农村人口大转移再起高潮，其原因有： 一、农民收入将一度出现减了再减。农民的农村收入…     

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因素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可能第一次完成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历史性转折,以城市为基础重新构造经济社会环境是“十一五”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最主要变量。     

很赞成“把县城建成吸纳农村人口的重要载体”

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越来越大，带来的城市病也越来越严重。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要重点发展县域经济，我很赞成“把县城建成中小型城市，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的重要载体”这一建议。原因有三：第一是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人们对自己所在县城有认同感，农业人口如果就近进县城更易融入；第二是县级城市房价较低，准入门槛较低；第三是发展县域经济与当地农民的状况相适应。建议每个县明确自己的产业结构，把传统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培育出主导产业，才能吸纳农村人口；     

“人户分离”对警务工作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人口管理是警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严重，给城市人口管理和社区公共安全带来新问题。破解因“人户分离”带来的社会治安管理难题，要从创新理念、完善制度、改革管理方式和提升服务能力等多方面入手，优化制度设计，整合管理资源，创新科技手段，实现对人口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