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建构与战略重点

本文提出了公共危机的治理理论,针对中国政府传统应对危机的社会政治动员和政府行政管控的机械管理模式,条块分割组织体制、被动撞击式和事后救火式的应急机制以及缺乏长效的政府-企业-社会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应急的公共行动网络,指出中国在公共危机方面的应急管理亟待特别设立专门法律程序。并结合我国将进入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全面转轨的新契机,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重点发展战略,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公共危机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很难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势在必行。市场与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府相比,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具有专业化、资源动员、行动和视角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发挥危机预警和宣传、社会动员和资源监督、稳定社会心理、关注弱势群体等功能。但我国非政府组织由于受到法律法规、传统管理模式、自身能力不足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优势和功能还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克服这些问题和困境,需要从政府、社会、非政府组织自身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     

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研究

在民主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强调多中心协同、参与及责任的治理模式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摆脱"信任赤字"的"救命稻草"。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出发,结合公共问责理论提出的要求,分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现多中心分权不当、合作不力、问责不足等问题直接阻碍了国家治理进程中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实现,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基于此,通过法治建设、制度建设和全面监督系统实现依法分权和治权,打破政府单一垄断公共权力的地位;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和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实现协同参与,增强各主体间的互动回应;以道德基础、科学政策、绩效考评体系和公共问责机制,实现公共问责,为构建服务型政府、高绩效政府、责任性政府付出努力,最终改变我国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现状,以期稳步提高政府公信力,走向善治。     

区域公共管理中的地方政府职能与治理结构协同机制:一个新分析框架

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区发展将是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态势,区域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地方政府是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提升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能力意义重大。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提炼出地方政府职能与治理结构协同机制分析框架,围绕区域公共问题,地方政府与上层级政府、区域内各级政府组织、市场和社会等主体间的互动是协调职能与治理结构关系的关键。浙江省"五水共治"与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两大案例的比较研究,验证了分析框架的理论预设,同时也发现要确保协同机制正常运行,离不开利益驱动机制与组织内技术化、专业化设置等适用条件。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人才、机构与方法介入

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给中国的社区治理提出了"结构性"的挑战,呼唤我国社区治理走向多元协调的"协同治理",强调在政府主导下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服务者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格局。这一模式的形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条件。社会工作以其助人自助的社区治理理念,以其恢复、预防和发展功能,以及专业化职业导向,为实现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人才资源、组织资源与方法介入。     

完善宪政制度下的民意表达与利益实现机制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政府公共治理的新理念,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民本政府,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这些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于制度载体。完善的民意表达与利益实现机制,是实现这些公共治理目标的根本途径。民意表达与利益实现机制,体现人民主权、法治主义和民主主义原理,与我党的政党宗旨一脉相承。     

公共管理方式转向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格局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正在向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协同治理能够避免单一主体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是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需要。协同治理过程中,在保障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与参与机制。     

公共管理方式转向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格局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正在向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协同治理能够避免单一主体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是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需要。协同治理过程中,在保障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与参与机制。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当代中国协同治理的典型研究:以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为例

浙江温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信用治理实践为检视当代中国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典型样本。温州社会信用治理先后经历了行业治理和地方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以地方政府、民间商会、民营企业和行业精英为主体的协同治理在行业治理中取得成功却在地方信用治理上陷入困境。从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中治理绩效的反差为参照来探讨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实现机制与制约瓶颈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     

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共治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跨区域公共问题亟须有效治理。协同治理理论为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推进合作共治的治理路径指出了可行方向。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阻滞因素主要源自治理环境层面的资源短缺和配套制度滞后、治理方式层面的治理流程不畅、治理结构层面的结构失衡和分散化治理。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共治水平,需要从基础环境层、技术保障层和治理主体层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尽快跳脱协同治理标准、协同治理功能和协同治理行动的发展困境。     

地方主义行为的制度根源与治理逻辑

地方主义是指在地方治理中以地方和区域利益为第一原则,不顾全局和整体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地方主义不仅与个别领导的作风和素质相关,也与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相关。从公共治理的逻辑环节进行分析可知:公共治理的制度体系为地方主义行为配置自主空间;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为地方主义行为提供激励;公共治理的行动能力为地方主义行为限定条件;公共治理的监督体系为地方主义行为留有漏洞。因此,彻底杜绝地方主义行为以及现象,需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根本上加以控制和平衡。     

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向

协同治理是全球化时代,由跨越组织、部门和空间边界的公共部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或个人相互协调合作,共同解决棘手公共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从政策制定过程、构建良善关系和善治实现方式的维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策略,协同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通过鼓励公民参与使新兴民主得以巩固、衰退型民主能够复兴,并通过多元协同提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协同治理是对现实治理难题的回应,在产生、达成与运行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特有的实践取向;而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协同治理在理论探讨还落后于实践,需要在内涵的本质属性、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以及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边界重塑：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内在机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以“一网协同”为重点的数字化建设为提升政府部门协作水平提供了可行途径。以“数字化建设缘何可以提升政府部门协同水平”为研究基点,基于组织边界理论,考察G省政府部门的协同困境及“一网协同”数字化建设发现,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本质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政府部门的主体结构、互动关系、行动空间、制度权责与业务流程边界,使各部门能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数字空间中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互动,实现决策协同、管理协同、绩效协同和行动协同。在推进技术发展与组织变革理论讨论的同时,也从技术发展、制度创新及组织建设三个方面为推进政府部门数字化建设、提升组织业务协同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权力分配的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以社会为导向的、多元权力向度为核心的治理理论开始萌芽与勃兴,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应对奠定了理论基础。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社会动员、快速响应、专业化救援、持续性善后四个方面,其行动方式因公共危机的生命运动周期和权力分配的时间维度而有所不同。在潜伏期,通过对政府内部和非政府组织的权力授予,形成周密、灵敏的风险预控体系;在发展期,危机治理权力逐步向政府集中,尤其是向政府组织中危机治理的核心机构集中;在爆发期,政府应统一行使危机治理权力,形成统一领导、整体联动的治理格局;在恢复期,应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持续性作用,实现政府权力向市民权力的渐进转移。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的社区服务合作供给模式探析——以重庆市X社区为例

正社会治理是以"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核心,促进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供给,提升社会服务(产品)供给数量与质量,增加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繁荣。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本文以重庆市X社区为例立足社区治理现实,针对治理机制不够健全、治理定位不够明确、治理水平有待完善的问题,提出完善     

复合治理、发生机制与创新策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个案分析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社区功能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治理模式是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而复合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供给过程中形成合作互动关系,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有效供给。在公共文化服务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服务功能及主体多元化与制度环境建构等因素作用下,通过组织性质重塑、主体间关系重构、内容与形式重组等自主创新策略的运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了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