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司法官民事证据适用规则研究

司法实践中,司法官必须遵循一定的证据规则才能相对客观、公正的审理案件.民事证据适用规则在中国古代是既显又隐的.大致适用“交易有争,止凭契约”民事证据基本规则,“出簿籍相质证”规则,“众辞相质证”规则.如无“实在凭据”则“作罢”论,其间经过了讯问、质证、验明、判断、审结等司法过程.     

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和法律制度及其时代意蕴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宝库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环保思想和法律制度.儒家提倡的"天人合一"、道家提倡的"道法自然"、佛家提倡的"众生平等"等均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其核心思想;在立法上,历代统治者都注重通过立法来或多或少地确认和发展这种社会文化."和谐"观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无裨益.     

试论中国古代钱币美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在古代钱币上展现得绚丽多彩而形成中国古代钱币美学思想。中国古代钱币美学思想随着钱币的发展而发展 ,其发展轨迹是依次迭升的 ,而表现出美学思想和文化上的自然形式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统一。     

如何建立一个规则社会

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 吴思的《潜规则》是中国过去十年间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该书追溯了中国历史上的潜规则以及这些潜规则如何压倒正式规则被大多数官员奉为圭臬,这些人更热衷于追逐私利而非忠于职守、造福于民.虽然书中所举例子大多来自中国古代,但它的主题很可能引发读者共鸣,因为他们大多会认同这一观点:非正式规则,而不是正式规则,仍然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

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权(皇权)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完全不受限制。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儒家"天命民心"、"圣人礼教"及士大夫"法与天下共"的思想观念以及谏诤制度、廷议制度、宰相制度等分别构成了对皇权的理论制约和制度制约。这套制约机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的无限发展,成就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与繁荣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其本质是专制主义的,是专制体制下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不同程度的调整,其作用的发挥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具有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强大的皇权与专制传统是中国近代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     

论中国古代亲属法的立法历程与特点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外在的体例形式都表现为刑法典,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在传统社会不存在包括亲属法在内的民法的实质内容。尽管传统社会处理和界定婚姻家庭关系所采取的制度模式无独立的外在形式,且被包涵于刑法典中,但这种制度模式所解决的问题与当下亲属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本一致的。我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亲属法＂主要有三大特点：始终为刑法典中一部分,体例均为＂户＂或＂户婚＂;深受古代＂礼＂的影响;法律文本宽于男性,严于女性。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关系法制文明,维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     

论中国古代判例法的风格、成因及其现代意义

通过个案举证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遵循先例"的自觉意识,善于采用归纳推理方法,从成案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并使"例"成文化。经验哲学、实用理性与权变文化是支持中国古代判例法发达且保持自己独特风格与精神的深层次内生动因。古代判例法在弥补成文法典不足与僵化,协调变动不居的社会民情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效,直至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足以引起诸多思考。     

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法

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法,引起歧义的是“自然法”与“法自然”这两个法律文化上的相似体。 分析西方的自然法理论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主要流派,可以得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法的结论。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民间规则的法理辨析

法的社会规则理性,必然要求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法",由此产生"法"的多元思维进路。该进路下,不仅承认国家法对社会的范导作用,也注重民间法、少数民族传统民间规则对现实社会群体"活法"实然规则作用。研究理性告诫人们,多民族统一中国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必须理性直面少数民族在长期社会生产生活中生成的传统习风习俗、传统习惯法及传统习惯,并对其进行法理辨析,进而充分挖掘西部少数民族地方本土资源,实现法治中国化。     

"从子"说与中国古代寡母的权力和地位--以唐代家庭寡母生活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从子"说,代表的是一种封建男权文化,它与封建"孝道"文化看似矛盾,实则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中国古代的母权不等于女权,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父权家长制的体现.母权的存在,不仅无损于男权文化,而且对维系宗法家族内部长幼尊卑关系,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论战时军法的法律地位

战争造就了军法,自然也就造就了平时与战时有别的军法规定——战时军法。这一平时“备而不用、备而不施”且又常常被人所遗忘的法律,其实有着独特的法律地位。     

法律意识与依法自治--兼论《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恩施自治州的实施现状与完善

法律意识的高低体现着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高低.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来说,法律赋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否被民族地区充分的利用,关键取决于该民族地区的法律意识的高低,而且主要体现在当地行政长官、人民权利集合体的权力机关领导者身上.为了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有效实施,在依法自治的同时,法律意识的培养也显得极为重要.     

重构布莱克法律概念（下）

六、重构布莱克法律概念II：法律或多或少是政府的社会控制方式＂或多或少的政府社会控制＂包括了两个概念：（1）政府对私人组织的授权;     

重构布莱克法律概念（中）

四、重构布莱克法律概念之基本原理 （一）学术上的挑战。我第一次发现布莱克之法律概念需要被重构。是我在尝试将布氏理论应用于中国司法制度的研究之中的时候。在该仍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中，我尝试去弄清楚究竟布莱克的理论是否可以预测及解释满清时期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模式。     

《劳动合同法（草案）》相关问题思考

《劳动合同法(草案)》以《劳动法》为立法依据并不妥当,制度设计上可借鉴《合同法》的有益经验;适用范围应拓宽为用人主体和劳动者,并注意概念使用要统一;规范双重劳动关系,完善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增加劳动合同可变更情形,充实可撤销情形;建议对劳动派遣设专章予以详细规定,严谨对试用期的规定,增加劳动争议处理模式的选择;法律责任部分应增加对不签订、不补办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     

国际人权法与中国刑法

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成为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国际准则.我国已签署、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并且,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33条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内容.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具有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国家承担的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法治与法的可诉性

法的权威性与其适用性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法律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法律除了空洞的词汇外,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而,法的可诉性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的可诉性是司法权得以行使的前提;是对行政权行使的有效监督和控制;更重要的是为保障公民自由地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提供了可靠的手段,而这正是实现法治的核心价值所必需的。法的可诉性在加快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不能被低估。     

论法律权威与法律意识——以商业贿赂为视角

我国目前法律权威的缺失已成为培育良好公民法律意识的最大障碍,国家在法制合理性上的问题是其明显的表征。要通过法治力量来培育良好公民法律意识的当务之急在于推行立法和执法的合理性,以消解法律的局限性、滞后性和疲软性而增强法律的神圣性、权威性和必行性,为良好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石。本文结合商业贿赂的问题谈谈法律权威对于培育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意义。     

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在我国广大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同时存在,这已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民间法与国家法既存在矛盾冲突,但又具有可以消解和转化的条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到二者的互动与相容关系,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建构现代农村的法治秩序.     

自然法思想与法治国家观念

自然法思想对于西方法治国家观念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说明了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所依之法必须“合法”;二是界定了法治国家的权力范围。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奠定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法治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