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实践的分析和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长和犯罪低龄化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执法理念、审理方式、处罚方式和量刑幅度直接关系到他们将来的前途和命运,也是一直以来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不断在探索的方向,应该慎之又慎。从检察实践者的视角,以体现人性关怀和司法进步为理念,对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采取怎样的审查起诉方式办案、检察机关如何参与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化体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与毒品泛滥、环境污染并称人类的三大公害,也是各国都十分重视的社会问题。因犯罪主体心智发育的不健全性、认识问题的片面性、意志力的薄弱性等方面原因,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各国立法都对未成年犯加以特殊对待,我国的刑事法律也以"区别对待、特殊保护,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双向保护"为原则,对未成年犯加以特殊规定。本文在明晰未成年人犯罪概念的基础上,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过程为视角,梳理并对比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中,国际规则、国外法律及我国法律对未成年犯司法保护的相关规定,以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制度。     

古代未成年犯罪的教育与惩戒

恤幼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原则，从西周时期开始直至明清的传统法律，围绕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定罪量刑还是刑罚执行，都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中国古代以来形成的恤幼传统，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来源，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种优待是以维护王朝统治为核心的，但律例条文中所反映出来的理念和制度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宝贵遗产。     

浅析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中的意义及其运用

社区矫正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新举措,未成年人罪犯是社区矫正的主要群体,同时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犯罪群体。未成年人人生观、世界观正处于形成的未定型时期,可塑性强,随着我国刑法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置问题日益突出,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工作者尝试运用社区矫正帮助未成年人罪犯改造与回归,预防各类犯罪,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问题的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等被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成为全球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日渐增多，遏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务之急，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具有责无旁贷的职能。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笔者就基层检察公诉工作中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问题进行探讨。     

重庆渝中：多举措筑就未成年人防护墙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未成年人犯罪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关乎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未来。在国际上，未成年人犯罪与吸毒贩毒、环境污染并列为世界范围内的三大公害。其严峻性可见一斑。然而，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犯罪低龄化、犯罪数量递增、犯罪手段智能化、暴力性案件增多。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现行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而且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以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水平,完善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司法

最高法最高检联合两部门出台意见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据检察日报10月25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今天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意见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制度探析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在我国逐步确立了双重保护、慎捕慎诉、保护诉讼权利、分案起诉、迅速、简化原则。当前该制度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上存在诸多缺陷,针对这一现状有必要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预防、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未成年人服刑期间及服刑完毕后综合一体的制度完善和创新。     

公安机关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未成年人犯罪与毒品泛滥、环境污染并称人类的三大公害,也是世界各国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新形势下我国公安机关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既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和打击,更是依法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人性化服务工作。笔者根据所从事学习研究的方向,结合我国公安机关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改进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建议实证分析

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罪犯的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处置已成为主流趋势。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加强司法保护的呼声逐渐高涨,日益影响着司法实践。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新的举措和重要方式,对实现刑罚个别化,保护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量刑建议仍在积极探索和经验准备阶段。     

谈在少年犯罪刑事审判中如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少年犯罪刑事审判是我国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是做好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中,作者从掌握少年的犯罪心理,并对犯罪少年的心理进行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审判工作三个方面,站在司法实践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以期收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青少年犯罪与社区矫正

近些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上升较快,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而社区矫正是预防青少年再犯罪的一种有效的行刑社会化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我国青少年犯罪再预防的刑事政策。本文主要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和现状、我国正在建立的社区矫正制度以及社区矫正制度对解决青少年再犯罪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俄罗斯刑法恶意欠薪罪解构与借鉴

拖欠劳动者工资已经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现有的法律救济措施未能有效解决该问题的情况下，某些人渴望通过将恶意欠薪行为犯罪化的方式来解决。能否在中国刑法中增加“拖欠工资罪”在学者和法律工作者中引起广泛争论。在规定恶意欠薪罪的各国刑法中，俄罗斯刑法最具典型性，对俄罗斯刑法恶意欠薪罪的正确解读，能够为我国不将恶意欠薪行为犯罪化提供极有价值的借鉴。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刑事错案成因、预防及纠正对策

刑事错案并不完全等同于平时所说的冤假错案,其主要包括因客观原因而产生的错案,以及因为主观上存在司法过错而产生的错案。对于前一种情况无法完全避免,但可以通过专业水平的提高及侦查技术等的进步来减少;对后一种情况则可以从多种层面予以遏制,进而完全避免出现人为因素导致的刑事错案,树立司法权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及时、准确地查明犯罪事实,追究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通过多种途径克减刑事错案的发生。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     

刑法谦抑视角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法解析

从刑法谦抑的角度看,食品监管渎职罪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基本符合刑法谦抑的要求,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其他严重后果"等表述还存在圈界模糊、柔软的问题。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刑罚配置方面,具有刑罚谦抑所要求的刑罚正当性、合法性和人道性。但与其他渎职犯罪相比还存在法定刑进一步提升的可能,以及增设财产刑的必要。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浅论监视居住制度及其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出台后,监视居住制度开始承担着独立的刑事诉讼功能。新法对监视居住制度的完善,既健全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也为侦查部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提供了依据。然而,新法仍缺乏对于被执行人权利的救济和第三人权利的保障,致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极易造成监视居住执行时的错位。因此,应构建独立的监视居住平台,赋予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刑事强制措施执行权,加强检察系统内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一体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