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住区适老化改造住区适老化改造：让老年人生活更安全

<正>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等重要指示。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任务。目前，我国老龄人口已超过2.6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数字中国建设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当前数字经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中央提出的数字中国建设“2522”整体布局规划，本文将从数字经济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中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IBCDE”框架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布局的可行方案，从而推动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     

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全面引领数智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笔谈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了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规划》并具体化提出“2522”总体布局,即“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两大基础,“做强做大数字经济、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两个强化数字中国建设关键能力,“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两个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规划》的出台,意味着全面开启数字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多方协力,坚持整体主义方略,通过优化路径、创新能力引领、提升数字政府传播能力、数据治理转段与创新、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等,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非均衡化赋权带来了社会结构断裂和秩序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遭遇建构性、工具性、积极与消极四种社会排斥,成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加快“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已经极为迫切。当前,“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强技术与弱应用共存”“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等复合特征。由于数字工具属性与数字弱势群体价值冲突、资本俘获下群体排斥和数字资源偏好流动、“数字人权”体系和保护机制缺失以及“数字鸿沟”与数字“马太效应”的叠加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机统一有为政府、责任企业和包容社会,畅通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之路。     

数字权利论：理论阐释与体系建构

数字权利在本质上是一套独立的新兴权利,具有新的赋权方式、权利结构与运作逻辑,而不是“数字内容的传统权利”。从内涵来看,数字权利最终保护的是个人对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决定利益以及在数字空间中的“行动自由”;从外延来看,数字权利和数字人权、数据/信息权利、算法权利等概念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在数字社会,数字权利能够细化为“消极数字权利”“积极数字权利”“工具性数字权利”三种形态,三者分别塑造了权利概念层面的选择功能、权利话语层面的保护功能、权利制度层面的规范功能。在体系构造上,可建构数字生存权、数字人格权、算法正当程序权、数据财产权四元并存的权利架构体系,实现数字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保护。     

有效推动经济社会的适老化转型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十四五”时期,追求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人口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的新发展阶段,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也迎来开局时期。在新发展阶段,树立积极老龄观、摒弃对老龄化社会的各种认识偏差,有效推动经济社会的适老化转型,对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积极老龄化的生命伦理意蕴解读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方略。健康老龄化的生命伦理学意义在于对老年群体健康和社会保障需要的关注,但还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老龄观——将老年人及其群体只是看作“待养的弱势群体”。积极老龄化(积极的健康老龄化)的生命伦理学意义在于强调老年人仍然可以参与社会、经济、文化与公共事务,为社会发展作贡献,实现其生命的价值,因而更全面地体现了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倡导积极老龄化生命伦理精神,须弘扬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强化积极老龄化的顶层设计理念,进一步开发老年人群体自身的学习潜能和自我实现潜能;须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积极构建年龄友好的社会伦理环境。倡导积极老龄化生命伦理精神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精神关爱行动,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现有的一些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开发适合老龄化社会的老龄产业,以满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须进一步完善、整合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长期照护体系,让老年人能得到有效的健康服务;须进一步健全立法监督管理机构,加强老龄事务的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提高测评和监督水平。     

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数字减灾体系建设研究

<正>进入21世纪以来,数据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新资源和新资产。建设数字中国成为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如《“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提出,强化数字技术在灾害事故应对中的运用,全面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通过运用数字化改革成果,让防灾减灾更精准高效。本文在介绍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推动数字经济与自然灾害治理深度融合、数字减灾体系构建的路径,并提出几点建议。     

老龄文明的伦理革命

老龄文明是应对老龄化的积极话语和积极战略，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价值判断，老龄化不只是一个问题集，而“是”并且应当“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其二，文化态度，将老龄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气象和文明形态；其三，战略理念，建构“老龄文明”不只是就事论事地解决老龄化所伴生的诸多社会问题。老龄化不只带来社会发展的负面清单，它也是新文明形态的积极因子。老龄文明期待一场以伦理为核心的文明革命，这场革命将从四个维度展开：以时间伦理为着力点的生命节律的伦理革命；以价值认同为着力点的生命伦理革命；以公众家庭为着力点的生命终极关怀的伦理革命；以差异公正为着力点的社会权利结构的伦理革命。也许，只有推进和完成这些革命，老龄化才能成为真正的老龄文明。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

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生产劳动过程发生重组以及劳资关系更为复杂,这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生产性、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生存方式都未变化,蕴含着资本主义本质维度不变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作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数字劳动者职业演进和前景方向

数字劳动者作为一个独特的职业群体，已成为支撑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近年来，随着数字职业的不断演进和持续涌现，我国数字劳动者职业分类体系在细化与新生中重构。从数字职业结构看，当前我国数字劳动者呈现出三次产业全覆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广分布、第二及第四至第六大类全涉及、不同职业对技能水平与专业化程度要求有差异、传统职业与新兴职业并存、新兴职业流动性特征凸显等典型特点。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数字劳动者的职业发展有其特定的规律，大致沿着“技能改进”，或“技术创新”“技术融合”“素质提升”等路径跃升，并日益呈现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及其社会性调适

在国家治理视域中，乡村数字治理承载着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乃至“善政良治”治理理想的社会期待。在这一背景下，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包打一切”的执念，逐渐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显露出来。这极易导致人们对这一新兴治理模式中数字技术的功能和作用产生迷误。事实上，数字治理所裹挟的技术主义与乡村治理所内蕴的公共性价值之间，是存在内在张力的。这一张力，是数字技术难以深嵌乡村社会人情伦理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的根源。如果不能恰切地对技术进行社会性调适，数字治理就会“悬浮”于乡土社会之上而难以真正发挥其正向功能。为此，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要关注其社会兼容度，并运用社会力量调适和超越技术主义思维的片面性，以纾解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问题，使之真正成为助力国家治理理想和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技术驱动和赋能工具。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空间正义视域下的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本土进展和局限

当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由于更贴合青少年“数字原住民”的习惯，在老龄化加剧的国内社会衍生风险，如何适老化成为数字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既往研究倾向把适老化的主旨归结至伸张代际正义，忽视老年个体在社会空间结构中的位置优劣比年龄数值更基础地决定其能否“招架”技术迭代。因此，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应被界定为兼顾代际正义的空间正义事业，它力求在当下、未来数字社会的全尺度空间结构中，公平生产、分配那些塑造个体位置承载力的技术、制度与关系资本。目前，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的本土进展包括：在宏观空间尺度上，融合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以促成适老化；在中观空间尺度的智慧社区，实现从住宅到邻里的适老化；在微观空间尺度上，适老化改造智能终端界面与操作方式。这些进展虽有局限，但其深远意义是通过构筑全尺度的空间正义拱卫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     

数字城市:-种新的城市生存发展方式

数字城市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新的城市生存发展方式。我国数字城市发展呈现出“城市数字化工程初见成效、信息化试点城市逐年增多、数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数字城市解决方案问世、数字城市论坛与日俱增”等特点。数字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构建中国式数字城市必须采取综合政策措施,这对于推进中国城市化与信息化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