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数字贸易深刻影响国际分工分配格局,对各国构筑数字时代国际竞合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在深入讨论我国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现实原因基础上,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国内政策法规和国际规则谈判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剖析了与之相关的技术、产业、市场、治理、规则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挑战。研究认为,应加快制定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聚焦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国内国际数字市场建设贯通、面向开放环境的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四个方面,形成系统性的工作举措。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     

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制度型开放:未来向度和现实进路北大核心CSSCI

数字贸易规则不仅是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议题,也是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抓手。未来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将呈现大国主导、区域割据等特征。当前中国的数字贸易治理仍然面临着贸易壁垒较高、制度建设滞后于实践等问题。中国通过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正主动融入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应正确处理安全与开放、对接性开放与主动性开放、产业开放与数据开放这三对关系。针对接受难度较大的条款,对外要释放明确的政策预期,对内要夯实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性安排;针对接受难度较小的条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在先行先试和复制推广中明确开放的范围与程度,形成和输出数字贸易治理的“中式模板”,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全球海洋生态安全形势与治理研究

当前，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理念滞后、国际立法规则效力不足、国际格局调整带来的治理体系矛盾以及政府国际责任缺失等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主权国家意愿不足、国际立法松散、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国家主义盛行。破解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困境，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建立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规则，优化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体系，平衡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在全球气候治理这样一个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中谈形象塑造，与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大国形象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应在气候治理事务中努力塑造承担责任、客观公正、积极推动和扶助贫弱的形象。而这其中，中国将会面对来自结构、行动和话语三方面的困难。为克服困难，在相关问题领域塑造良好形象，中国应采取行动与话语相结合等多种策略。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元宇宙法律治理中的数字正义及其实践路径

元宇宙具有虚拟现实交融性、去中心化与弱共识性、技术集成性与依赖性、概念性与发展不确定性等特征，引发了治理规则、治理机制以及治理思维等方面的难题。基于法律与科技间相互关系的多重维度，数字正义兼有数字科技赋能法律治理与通过法律治理规范科技发展的内涵，是正义观在数字时代的深化与扩展，具有价值引导与利益分配、技术规则与发展激励等元宇宙治理功能。在元宇宙法律治理中实践数字正义，需要打造法律之治与技术之治相结合的元宇宙治理规则体系，构建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的元宇宙多元共治机制，引导数字思维系统性嵌入元宇宙治理的法律思维。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全球“数字税”立法时代来临?

“数字税”又称数字服务税,是一国对他国跨国企业在其境内销售数字服务所征收的税项。根据现行国际规则,大型跨国互联网公司只需在总部所在地一次性缴税。然而去年开始,欧洲多国陆续开始征收“数字税数字税”在欧洲蔓延,经合组织(OECD)表示期望在今年达成关于“数字税”的国际税收规则。“数字税”的发展走向,将如何塑造全球经济面貌?     

论数字技术发展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以浙江为例

随着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公共服务领域推进,数字技术为浙江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五大变革。但与此同时,当前浙江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面临着应用边界不清晰、外部环境不完善、绩效评价有待进一步科学化等问题。需要从观念、制度、法律等三个层面进行创新,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和浙江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技术、制度与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治理遵循“技术—制度—价值”逻辑,形成三维主体间的互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行政执法改革具有契合性。当前,行政执法改革实现部分目标,但技术层面存在数据壁垒与数字形式主义,制度层面出现综合与专业的张力、权力与能力的悖离,价值层面产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等原定目标出现一定异化,对技术赋能制度、制度实现价值、价值形塑技术产生阻碍。需要以数字治理为引领破解行政执法改革困境,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和集约建设一体化平台,基于需要的整体主义助力有限度的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执法,实现技术、制度与价值的相互构建,完成数字时代行政执法转型升级。同时,应谨慎对待数字时代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新挑战,促进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协同演化。     

秩序转型、霸权式微与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与领导缺失的根源?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冷战结束以来持续不断的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直接的根源是美国霸权的式微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引发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宏观层面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出现的持续权力流散与全球治理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中观层面上,中美欧三边互动与气候治理需要的国际合作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微观层面上,中美欧各自国情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的直接根源。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需要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真正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构建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带领各国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各国的自我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的共赢。     

青年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路径和特点

青年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新时代的全球治理重要议题，也是全球青年事务的重要发展方向。青年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路径和特点研究需要观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治理机制的青年参与特点，分析主要发展特点，提出对于我国青年参与气候治理的政策建议。本文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是青年参与气候行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主导青年气候议程。欧洲青年群体的气候行动影响力广泛，并容易外溢至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气候参与程度相对较低，缺乏国际制度建设能力和话语影响力，缺少国际媒体的关注，但是青年声音和诉求正在逐步提高。青年气候议题正在进入全球治理层面，逐步主流化成为全球议题之一。我国应该提高追踪全球青年气候参与的动态机制，强化自身的青年诉求和影响力，发挥中国青年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安全威胁与新时代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成为影响国际安全极为重要的变量。当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面临着现实挑战：西方国家建构并极力维护“中心——外围”二元安全体系；西方国家极力阻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中国全球安全话语权构建处于弱语失语状态。同时，新时代呼吁新的治理理念和机制，中国正不断建构安全理念和话语平台，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等，这些都是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现实机遇。为此，本文提出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提升的几点对策思考：凝练文化内核，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做好技术创新，构建立体、多元、智能的话语传播体系；提高话语分贝，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包容—竞争”视角下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的效用分析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和日益复杂化，某些治理领域的国际机制数量显著增加，导致机制间出现功能重叠和资源竞争，国际治理机制的效果随之受到影响。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常因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而备受批评。然而，因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存在治理目标相似的“包容—竞争型”治理关系，故提升此领域的治理效用颇具现实意义。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是全球卫生治理的核心组成，其治理水平关乎全球卫生治理的成效。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需对接、卫生治理机制间的关系、制定统一卫生标准与规则的能力以及能否持续提供专业知识与信息等均可用来衡量联合国卫生机制的治理效用。在此基础上，拓宽获取资金的渠道、以内部改革凝聚卫生治理合力、协调相关机制间关系等举措，有助于提升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运转的有效性。     

数字治理领域的政企合作及风险应对

政企合作下数字治理的必要性体现在政务电子化加速、财政资金和技术短缺、数字化建设和运营治理知识储备不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各国因数字治理应用项目不同，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合作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合作效果，并面临着具有共性的风险和挑战。这种风险与挑战具体体现在政企双方的履约风险、政企合作的传导放大风险和内外部网络攻击下的信息风险三个方面。鉴于此，需要在政企合作领域的数字技术选择上注重成熟度和安全性，并加强应用监管。同时，在应对数字治理的复杂性方面达成社会共识，建立数字服务机会均等化目标。     

“点到”即可“为止”？——数字监督下乡的治理情境、效应及张力

随着国家治理资源和重心持续下沉,村居小微权力监督正规化、精细化的命题凸显,在如火如荼的数字化变革背景下,数字监督下乡蔚然兴起。以Z省“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平台”运行为例,研究发现,数字监督下乡的确显现诸多积极效应,诸如驱使小微权力运作更趋规范透明的制度效应,捕获异常信息实现智能预警的防腐效应,以及方便居民参与监督并“秒获”回应的民主效应等。但实践中数字监督下乡也遭遇一些“别扭”与“意外”的情形,显示数字监督下乡易于引发一些深层次治理张力,诸如其所负载的科层治理与基层自治治理之间的张力,所主张的精细治理与基层简约治理之间的张力,所追求的规则治理与基层情感治理之间的张力。消解这些张力,需要明确数字监督下乡的行为边界,以谦抑姿态实现数字监督下乡有所进亦有所退。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数字政府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革命性的姿态迅捷而深刻地改变着民众生活面貌和社会运作机理,诸如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对于提升数字政府治理品质的重要功用。本文试图依凭机制的视角,从参与动因、参与困境和参与思路等层面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作一论析。     

地区形象建构视域下提升语言治理能力的逻辑与路径——以内蒙古为例

语言是地区形象建构的重要途径，地区形象塑造对提升语言治理能力至关重要。提升语言治理能力可以促进语言形象塑造，推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形象构建。内蒙古提升语言治理能力，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系统推进的原则，兼顾刚性与弹性，强化应急决策，不断优化内蒙古语言治理结构。在具体路径上，需要激发主体治理效能，强化语言政策落实，开发特色语言产业，加强语言景观治理和公共语言文字教育，以此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