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委托代理的公共权力治理分析

公共权力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己任。治理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应超越传统的官僚制框架,只有通过培育公共权力使用的外部环境,制订公共权力运行和内部监督治理方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问题。     

公共领域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及其拓展

公共权力所有权与行使权相分离,全体公民享有剩余索取权,并保留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选择与监督,这是公共部门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前提。在研究公共域委托代理问题上,由于"经济人"属性的存在,制定合理的制度与规则,使公共权力代理人的工作在合理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公众服务便成为研究之关键。然而,公共域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在于设计公共部门的最优合同。在合同设计中,由于太多的理论与现实契合问题的出现,使得公共域最优合同的设计具有相当难度,为此,解决这些理论与现实的契合问题将成为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领域的新的拓展方向。     

对公共权力良性治理的探讨

为了促进公共权力的良性治理，寻求解决当前公共权力腐败难题和促使公共权力高效运作的解决方案，本文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从分析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模式着手，通过建立博奕模型着力寻找我国公共权力治理的瓶颈所在，并且根据所作分析对促进当前我国公共权力的良性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方案。     

公共权力异化及其体制性制约

公共权力作为一定社会政治组织及其代表者所具有和使用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工具,其关键是它的公正、公平。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致使一些行政职能部门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较为严重。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多从经济学或法学的层面进行思考。本文从公共行政的体制视角对公共权力异化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促使公共权力不失其公共性,以期促进“权为民所用”真正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社会学视野下权力腐败与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研究

公权私用和以形式代理代替实质代理,是公共权力根本性的悖论,这种悖论的后果是权力腐败的发生成为公共权力＂设计的产物＂.本文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对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解析公共权力健康运行的机制,提出可以通过促使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的良好运转来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的发生.     

公民问责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依照社会契约理论,政府在享有权力的同时,需要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政府在履行其责任的同时又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人民主权理论则为公民问责提供了依据。公民问责可以加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沟通,促进其对政治权力进行广泛的监督,有效维护公民的利益。     

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路径探讨

目前,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已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鉴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还是由政府提供,在委托——代理的理论框架下,根据委托与代理之间的利益差别性以及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导致集体行为非理性的理论预设,文章从多元利益博弈的角度,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基于各自的理性选择却导致非合作博弈的困局进行解读,并提出正和博弈的有效治理途径。     

公共选择:理论与方法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由公共选择学派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它主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非市场的集体决策过程。其方法论意义在于,运用统一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领域中的选择行为,扩展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领域;同时,改变了经济理论的传统的发展趋势,使经济理论的研究与现实经济运转的实际联系越来越紧密了。     

民间借贷监管的主体选择与框架构建

民间借贷可以为民营经济发展增添活力,但也容易引起纠纷与群体性事件。传统的以公共利益理论为依据的政府监管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进程中确实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新世纪以来,监管的公共强制理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致力于市场、法律与金融监管之间关系的研究,推动金融监管的理论脱离规制经济学的研究框架而走向专业化、纵深化,给予民间借贷监管框架的制度设计更加理性的前提假设及多样化的模式选择,并且确立监管制度的分界点。在公共强制理论框架下,我国的民间借贷可以是否吸收存款为标准实施多元主体的监管,监管体系可依据民间借贷的业务性质、交易半径、交易对象、组织形式而确立。     

公务员制度创新的公共选择路向——对我国《公务员法》实施近5周年的若干思考

目前有关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研究多为管理学的、法学的、政治学的或计量经济学的工具视角，而鲜有理论经济学的分析。为此，笔者尝试从理论经济学的视角，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及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建设作出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分析。结论是：创新我国公务员制度，必须巩固公务员制度建设中的“合公共选择性”及其成果，纠正或弥补“背公共选择性”或“欠公共选择性”的偏差与缺漏。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制度与权力走向

公共管理模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公共组织运用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运行方式。从范式的演进路径看,公共管理模式大体经历了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工业社会的管理型和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等模式。从制度、权力走向的政治学层面剖析,公共管理模式嬗变是在价值选择流变中对官僚制这一制度根柢的修补和纠错,是公共权力返还于本源的过程。从制度和权力走向特征看,在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中,我国政府选择主动反应式的社会设计模式,将公众价值观纳入政府偏好,并以冲突解决为公共管理模式变革的导向,合乎社会发展逻辑。     

论西方公共权力制约思想的历史演进

公共权力异化的可能性向人们提出了公共权力制约的问题。公共权力制约是任何政治学家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从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一直到现代政治学理论阶段,西方思想家、政治家们都在不断探索公共权力制约的机制、方案,从而构成了公共权力制约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史。     

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评析

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制度结构和运行效率的一个新政治经济学分支。它把“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行为分析推广到政治市场行为分析,把人的任何行为动机都假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十六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情况下,正确评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权力腐败及其治理

文章从公共权力腐败的概念界定出发，阐述了公共权力和腐败的关系；通过对造成公共权力腐败的体制内外因素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提出治理公共权力腐败的思路，即通过限制公共权力扩张、制约权力主体权力行为、完善外部制约监督机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     

腐败与委托代理失灵

本文提出,民众与国家、公职人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失灵是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文章描述了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运行机制,分析了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失灵的原因,提出了这一假说的政策含义.     

论公共权力的制衡

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权力的运行机制应用到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进而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标。公共权力具有人民性、相对性、支配性、权威性、组织性、稀缺性、经营性和代理性。当公共权力不受到限制时,掌权者就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去侵害公民的权利,这需要通过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舆论手段在体制内解决公共权力运用可能存在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制衡路径设计基本组合思路为对于最高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横向制衡;对于中间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以纵向制约为主,横向制衡为辅;对于最底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纵向制约。     

浅析改革进程中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本文以公共权力异化现象这概念替代传统的腐败概念以求更深刻地反映问题的本质以及避免概念上的模糊性。文章首先从公共利益这一角度界定了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接着便立足于改革 ,从公职人员的内在动因和公共权力运作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分析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发生的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公共权力异化的不断自我增强机制 ,力求从全方位、多层次揭示当前改革进程中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发生的原因。     

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视野

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出现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如重塑政府运动、再造政府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推动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因素，除了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危机之外，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前沿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渗透，相得益彰的局面，影响较大的如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博弈论等。     

党的执政能力与公共权力的运用

近现代政治理论对公共权力本质属性的表述是: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公共权力赋予的对象是国家政权机构,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公共权力只能是由国家政权机构代表广大人民来行使运用。一个政党获取了执政地位、成为执政党,也就获取了公共权力,但并不代表其获取和运作公共权力必然具有合法性。执政党要取得对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从权力的来源上看,要通过合法程序,符合人民的意志和意愿;从内容上看,应当超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协调、整合各种社会利益,成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从形式上看,只能采用间接的方式,通过国家政权机构来体现     

警察权的私法转向

作为典型的公法权力,捍卫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价值的警察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现实主义法学的考察和自由主义法学的反思,警察权必须在公共行政的私人化实践中进行调整.经济学关于公共选择和公共产品的理论对于警察权的调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在明确并坚守警察权的核心任务的基础上,对私人警务按照警察生产和警察提供予以区分.首先通过立法确认私人主体在秩序和安全上和警察具有趋同的理想,赋予其既不逾越公权力也不侵犯其他私权的主体性地位,其次适用协商式方法,以合同制运行私人警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