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我国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

鸟居龙藏博士(1870—1953)是奠定和发展日本民族学的先觉者。他的一生,对以日本为中心的周边诸民族的民族学调查研究,作了极为重要的工作。1902年至1903年,他曾到我国西南地区调查,至今已有90年。为了显扬鸟居龙藏的业绩,日本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共同研究工作。笔者应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邀请为外来研究员,有机会参加了一些共同研究活动,现将鸟居博士的有关情况作简要介绍。     

渔业为主 父系社会 特色祭典

正达悟族群是台湾南岛语系唯一分布在台湾离岛的族群,是保存固有文化最完整的一支。分布于台湾本岛东南外海的兰屿上,人口约4000余人,是海洋民族,以捕鱼为主要产业,并有飞鱼祭等岁时祭仪。达悟族群旧称雅美族群,源自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1897年的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中将兰屿称为雅美。兰屿在1877年始并入清朝,1998年,主管台湾少数民族事务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在     

鸟居龙藏的《西南中国行纪》述评

鸟居龙藏其人 鸟居龙藏(1870-1953)是日本及东亚考古学、人类学的开拓者之一.鸟居龙藏自青年时起就对人类学和考古学产生了兴趣,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论文.1893年,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任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的坪井正五郎邀请年仅二十三岁的鸟居龙藏担任其助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台湾岛被割让给日本.为配合殖民统治的需要,东京帝国大学决定派出各学科研究者调查台湾,鸟居龙藏即是其中一员.     

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

在台湾经济史上,合股经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日据初期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曾对台湾民间的合股经营作过调查,收集了许多与此相关的契约文书等原始资料,并在《台湾私法》一书中作了专门介绍。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作一初步的考察,进而分析其社会性质及历史作用。     

关于我带回的一面铜鼓

鸟居龙藏是日本著名的民族学先觉者，1902年10月至11月曾到贵州调查。本文是他对在贵阳附近收集的布依族铜鼓的研究报告，采取与西方学者对华南地区和东南亚铜鼓的研究成果而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自己收集到的布依族铜鼓属于晚期类型。译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鸟居借比的铜鼓原形资料，经当今学者研究均属次生形。     

关于鸟居龙藏贵州学问的研究

鸟居龙藏在日本学界被誉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先觉者。我国老一辈社会人类学家吴文藻、费孝通，民族学家林耀华、芮逸夫，历史学家翁独健、齐思和，考古学家斐文中、安志敏等均同他有过学术交流，感情浓厚。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民族》卷《民族学家》条、《考古》卷《外国考古学简史》条，均收录有鸟居龙藏的生平简介及业绩。1902年至1903年，鸟居先生曾到贵州、云南、四川三省调查数月，留下了许多著作，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1、研究课题的设置过程在中日恢复邦交20周年的1992年10月，笔者应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秘书长…     

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再论——以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为中心

皇民化运动一直以来都是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相关史料的发掘出版,使得进一步分析该运动发展细节及其深层内涵成为可能。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是皇民化运动的主要官方宣传刊物,其中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的谈话、各州皇民化运动进展报告及珍贵的统计数字等等,都为深入探讨该运动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日据初期日本在台湾的宗教调查及其宗教政策——以佛教调查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据台初期,非官方和官方组织了一系列以佛教为中心的宗教调查.这些调查涉及日本佛教在台的布教、台湾寺庙僧侣、台湾原有习俗信仰、台湾佛教历史发展等.在调查的基础上,日据当局形成了其初期的宗教政策,即对来台的日本佛教加以有限的控制和限制,对台湾旧有宗教实行有限的"放任主义",是其"旧惯温存"政治统治政策的体现.日据初期的宗教政策,确立了日据当局对台湾宗教发展的统辖地位,影响了台湾传统佛教的发展方向,开拓了日本佛教以后在台湾的发展空间     

《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中的“解说”

一、东亚民族志的开拓者 从广义看,鸟居龙藏在日本是一位人类学的伟大先驱者。他引人注目的业绩,是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即广义上的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统一起来,对以日本为中心的周边各国各民族作了重要的民族志的调查工作。鸟居到过千岛群岛、萨哈林岛、西北利亚东部、朝鲜、中国东北地方、蒙古、中国西南部等东亚地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成为日本在东亚民族志、民族学的开拓者,在日本研究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数多的调查旅行中,他对学问的兴味都很浓,这在鸟居学问的形成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书根据鸟居在明治35年—36年（1902—1903）去到中国西南部调查,将其撰写的旅行记《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中实地调查的记录部分加以改编,重新命题为《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然后再版发行。当然,这个调查是他在60余年前〔至今实为90年前〕关于人类学研究的初期阶段的成果。 二、鸟居学问的生涯 明治3年（1870）,鸟居龙藏在德岛县出生。明治19年（1886）即16岁时,在东京通过有关杂志的介绍参加了人类学会组织。明治25年（1892）,全家移居东京。第2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类学教室标本整理系,从此开始了真资格的人类学的学习。小学没有毕业,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南洋种养业的调查与日本南进政策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调查机关作为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情报机构,对南洋种养业进行了长期、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日本＂经济南进期＂,总督府对南洋种养业调查的目的是为日本经济势力向南洋地区扩张提供参考资料,为南洋日侨企业提供产业指导。进入＂国策南进期＂后,总督府对南洋种养业调查的目标则是利用南洋地区热带资源开发战争所需的战略资源,为日本进行长期战提供物质保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