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与引导:网络直播平台火热背后的"冷思考"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化产业,近年来获得了快速迅猛发展,但也面临着乱象丛生的局面。为促进网络直播平台规范健康发展,须强化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监管和引导,制定统一监管法规、明确网络直播平台监管主体及职责、完善从业主体准入与退出机制、加强平台自我监管与外部环境监管等,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的导向与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监管体制进行重构,通过监管体制创新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的基本导向为:始终坚持审慎包容的基本原则,将促进开放共享和鼓励创新作为政策基点、维护市场竞争作为政策重心、确保监管体制与政策动态有效作为政策理念。中国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的基本路径为:建立相对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构建"平台+政府"双中心协同监管的治理主体结构,形成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监管机构体制,实现审慎包容监管原则制度化,创新监管实施体制和政策手段。     

主要发达国家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呈现频发之势,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纷纷采取措施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和规制。对于我国而言,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治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加强政府信息公开,重视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倡导网民道德自律,注重网络舆情监控技术的研发和升级等等,才能有效提升治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成效。     

网络社区社交的新特征、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其防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行为的扩展,网络社区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空间,而在网络社区进行的社交已成为现代公民的新型交往方式,新型的交往方式呈现出新的社交特征,年轻群体无疑是网络社区社交的主体与中坚。从积极的方面说,网络社区社交具有交往的平等性、表达的自由性、展示的独特性、信息的共享性、工具的智能性等新特征。从社会风险方面说,这种社交也存在信息选择失向、现实交流失语、社交语言失范和理想道德失落等风险。由此社交产生的社会风险必须加以防范,需在加强网络法规建设,依法管理网络社区;完善网络道德体系,增强网民文明自律;构建网络监管体系,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几方面做好工作。     

网络谣言综合治理探析

当前我国网络治理能力和监管体系相对滞后,网络谣言时有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网络谣言的治理应构建以政府管制、社会监督、个体自律多中心综合治理主体结构,施以法律规制、技术防范、网络文化建设等多样化综合治理手段,选择事前加强防范、事中紧急控制和事后严肃处理多渠道综合治理路径来治理网络环境"污染",切实加强网络谣言的治理成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WTO下我国金融业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主要存在对风险监管的规定不完善、监管方式落后、监管体系架构不合理等问题。在我国加入WTO的新环境下,我国应当构建并完善以风险监管为主的法律框架,建立健全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加强金融业自律监管与社会监管法制,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协调和合作,从而为实现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方式的演变做准备。     

实现网络直播平台的法治化运营

网络直播平台为信息交互提供了平台支持,为互联网经济大众化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持,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平台运营缺乏规范化,平台用户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为此,应构建完善的网络直播法律法规体系,提升平台参与者的法治意识,加强网络直播平台的有效监管。     

以法律手段拧紧网络食品的“安全阀”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食品"新业态乘势而上。相对于传统的实体店交易,网络食品交易的环节及参与主体类型均较多,导致网络食品交易的法律关系相对复杂。要筑牢网络食品安全"防火墙",应完善网络食品安全立法,加强网络食品安全日常监管,构建网络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强化第三方平台的法律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安全"。     

网络文化育人的提升之道

网络技术带给人类信息技术革命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文化育人功效,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思想和行为。网络文化能激励教育主体树立正确网络价值观和认知观,通过组织协调融合多元文化,完善网络法律监管体系建设,引导网民公正理性参与网络文化生活。     

小区党建: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锚点"及挑战——以深圳市罗湖区为例

小区党建是基层党建破解"悬浮化"问题、引领社区治理的"锚点"。深圳罗湖区将党支部建在小区上,通过搭建以小区党支部为核心的治理架构、对小区自治主体赋能、破解小区治理公共性困境,从而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面对小区党建模式的可复制性及其对社区自治功能的影响等挑战,应加强小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增强资源投入与保障,同时,应注重社会自治的培育,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     

金融监管“两系统”功能互补分析

我国计划与市场、国内与国际、传统与现代多向交织复杂的金融体系使金融风险呈高发态势;追求金融安全的价值定位,使金融行政监管系统压力过大;面对新型金融业态的发展,金融法律监管系统凸显其滞后与被动。社会转型期复杂的金融环境与新型金融业态对金融行政监管系统与法律监管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两系统"功能互补、共同作用,通过"沟通"与"确权",将认知性期待转化为规范性期待,运用"良法善治"的监管手段,才能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目的。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融资平台:潜在风险与化解思路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融资平台的快速扩张,暴露了其潜藏的各种风险。防范与化解潜在风险,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融资平台健康发展的短期措施包括充实融资平台资本金、完善融资平台治理结构、强化融资平台监管等,中长期思路是继续深化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并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以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并逐步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     

城中村社区:秩序生成、失序风险及治理进路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经济社会形态,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下,正经历着社区秩序"解构-重构"的过程,新的社区秩序逐步生成。但城中村的社会结构高度异质化、管理能力弱化、社会空间冲突持续、社会排斥严重等问题长期存在,成为社区失序风险产生的"温床"。面对可能存在的失序风险,应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重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增强民间规范正向约束力,充分发挥精英治理作用,以期进一步完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     

Protection of Basic Human Righ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o Counter Terrorism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ways people work, live and think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s also being restructured.Achieving intelligent social governance has now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o counterterrorism efforts has become a powerful weapon for all countries.However, due to the uncertainty, difficulty of interpretation and potential risk of discrimination in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algorithm models, basic human rights, freedom and even ethics are likely to be impacted and challenged.As a resul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prioritize basic human rights and regulate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for counter terrorism purposes.The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regarding the use of big data to counter terrorism must be subject to constitutional and other legal reviews, so a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tecting basic human rights .     

法治、维权与维稳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稳定风险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法治是维权与维稳的结合点。通过法治实现维权和维稳的统一,要求政府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树立法治底线,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维稳和维权,同时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也就是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设定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由于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在诉讼中由谁来提起诉讼则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而言，考虑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结合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应赋予我国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具有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以广东省为例

2000年以来,广东省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社会作用不断增强,逐步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配套政策、法制建设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深入调研,全面回顾了近年来广东省社会组织发展情况,客观分析了其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发展和规范广东省社会组织的目标模式进行了探索。     

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

家风是传统农业时代维系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基于传统社会结构显示独特的伦理约束与治理优化功能。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生态、主客体等发生结构性变迁,乡村治理模式亟须适应性调整与革新,家风及家风建设也需现代化转型与重构。这种现实情境下,湖州南浔区通过"最美家风+"建设,链接并作用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等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要素,推动了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协同互进、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但从南浔实践看,仍需从构建乡村道德共同体、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提升治理平台实效性、打造家风指数标准等具体策略上进行统筹,进一步优化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的互进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与优化--基于制度场域框架的分析

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存在诸多困境,已有研究多从政府主导角度进行分析,这并不能真正解读相关困境。本研究以B市C区为个案,运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第一手资料,并提出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服务供给中存在的服务目标、服务过程和服务能力等困境已经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践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这些困境的产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中权力、规则和信息等资源的扩散机制综合影响的结果,涉及到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三类代表主体。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应当通过制度场域中各代表主体协商共治加以优化。通过解决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中存在的系统性困境,可以有效激发社会组织的理想功能,显著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健康发展,进而对探索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提供路径选择。     

公共事务复合治理的载体、实践及其走势分析——以杭州运河综保工程为例

以跨部门的复合治理方式取代碎片化的单一治理方式已成为公共事务治道变革的主要趋向。社会复合主体作为杭州首创的公共事务新型治理载体,因其良好的治理绩效而受到国内学界的较大关注。本文基于复合治理理论诠释了社会复合主体的生成及其意义,对杭州运河综保工程的复合治理实践进行个案剖析,并在反思个案运行困境的基础上,对社会复合主体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及其走势作了讨论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