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征用及农民安置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存在的问题 1、“公共利益”界定不清 我国立法至今未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及判断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公共利益”的解释则由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进行自由裁量。“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直接导致征地范围弹性限度扩大，纵容了政府征地权的滥用，为权力寻租留下灰色空间。     

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征用及农民安置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我国土地征用实践中存在问题(一)存在的问题1、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我国立法至今未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及判断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公共利益的解释则由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进行自由裁量。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直接导致征地范围弹性限度扩大,纵容了政府征地权的滥用,为权力寻租留下灰色空间。2、征用程序缺陷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基层人民政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3条的程序缺陷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3条规定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对第三方权益的保护,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得此规定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该条的缺陷在于:"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可能对第三人合法权益造成影响"无法准确界定;何谓"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难以判断;行政自由裁量权易被滥用。应借鉴政府信息公开中第三人权益保护的域外经验,完善告知义务,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确立保密必要原则。     

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与补偿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房屋拆迁中出现了大量由行政强拆而致公民损害的现象,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清所引起的。文章从拆迁条例的修改引入问题,以比较法的角度和实证法角度分析,指出公共利益界定中存在的问题;讨论了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为其界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现实中公共利益的认定提供了借鉴。     

公共利益之辨

公共利益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力度以及地方政府的拆迁空间。但这一概念总是面临这样的考问:什么是公共利益?有无判断的标准?应当由谁来界定?界定的过程又应当是怎样的?     

论滥用公共利益的城市房屋拆迁行为规制

我国《宪法》、《物权法》中都出现了"公共利益"一词,但却未对其给出明确的定义,加之行政机关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公共利益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被大量滥用。为了使公共利益真正得到保障,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一方面需要从实体上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另一方面应当着重将公共利益的判断纳入程序控制的范畴,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将司法程序作为最后的防线,确保公共利益的准确实现。     

国外行政征用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以城市房屋拆迁为视角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对城市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及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征用行为。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征用制度应以列举或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的界定,实行公共利益原则与合理补偿原则有机结合;通过司法介入估价,实行政府回避制度,由司法机关直接受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财产纠纷,使我国行政征用制度更加完善。     

论公共利益的界定困境——一种规范性的分析方法

公共利益的概念由来已久,但由于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什么是公共利益,如何准确界定公共利益,始终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本文从主客体两个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分析,认为公共利益的本质源于利益关系,判断公共利益的根本依据是公共价值。     

论公共利益之界定

一直以来,公共利益都是一个弹性很大、难以把握的法律用语.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涉及公共利益的相关问题都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本文从界定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出发,探讨其内涵特征,界定主体及界定程序等相关内容,以求能获得对公共利益的一些认同.     

反竞争经营者集中的公共利益问题研究

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的宽泛性及时代性特点,致使其难以界定进而导致法律实施上的困境。具体到反竞争经营者集中的公共利益抗辩问题上,由于公共利益的模糊性使得该抗辩是由被滥用,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并购活动中。公共利益的合理界定可以避免权力寻租,维护法律权威;同时可以协调竞争主管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矛盾。通过开放式的列举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以及保证利害关系人参与到公共利益审查的整个过程中来,可以有效地避免经营者集中审查公共利益抗辩的滥用。     

行政机关对自身作出的行政行为之撤销

行政机关享有撤销自身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权力,其积极意义在于能纠正错误的行政行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如果撤销制度设置不合理,就会侵犯受益人的信赖利益,对政府的诚信度和法律秩序的安定性造成破坏。因此,必须对行政机关的这种撤销权力进行有效控制:行政机关对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原则上可以撤销。至于是否实际撤销,行政机关应在对原行政行为的性质、种类、相对人和公共利益考虑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并遵循若干规则作出合法正当的决定。     

社会转型期政府利益问题的制度分析

政府利益是政府通过行使公共权力而获取的利益，是政府额外追求的利益。正当的政府利益可能会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而非正当的政府利益则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实现。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政府利益问题，对于正当的利益可以通过合理界定其边界予以保障，而对于非正当利益则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建设坚决遏制。     

征收征用中的公共利益

吴卫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撰文认为，公共利益是国家启动征收征用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现行法律还未就公共利益作出相应规定，以至政府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被认定为公共利益，导致征收征用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合法进行征收征用，合理维护公民权益，正当实现公共利益，有赖于法律规范公共利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界定公共利益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人大常委会有重大事项界定权吗?

正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常委会有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但对重大事项的界定主体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规定。实践中,重大事项一般是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界定的。有人认为,由人大常委会界定重大事项没有法律依据,应由人大常委会出台规定或作出决定来界定重大事项;有人认为,法律既然赋予了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的讨论决定权,就自然包含了     

拆迁当事政府不能自己裁判

王利明在2009年12月14日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认为，现行拆迁条例的确与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征收制度不符合。物权法是民事基本法，而拆迁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上位法是物权法，它的功能在于具体落实物权的规定。但是，由于拆迁条例迟迟没有得到修改，物权法确立的房屋拆迁规则面临极大的实施障碍。当前强制拆迁中存在的很多争议，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应当由政府来主导。但如果政府是拆迁中的一方重要当事人，     

论公共政策之公共利益实现的困境

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公共利益在实现过程中总会遭遇种种显性或隐性的屏障。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公共利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存在着诸多被人们忽略的困境:对少数人利益的忽略影响公共利益实现的真实与完整;公众偏好伪装影响公共利益的可信度;政府利益侵占公众利益的实现空间;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导致公共利益整合受阻;政府回应的不足影响公众对利益表达的参与;公共利益词语叙述中的语义偏离。     

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概念阐释

本文通过阐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与政府总的净收益之间的联系来界定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指出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果。“公共产品优化供给”的核心指标是纳税人提前支付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后,在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不必二次付费。尽管这种“政府收益最大化”并非特定时空政府经济作为的描述,但是它所建立的规范性判断却可以为现代政府的财政决策提供参考或指导,从而有助于政府更好地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安排。     

多元利益背景下的公共利益：价值与事实的论辩

作为价值理念,公共利益具有规范性和抽象性,是一个关涉政治正义性与政府合法性的基石性概念,政府的规范目的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但一旦进入到事实层面,公共利益就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在多元利益背景下,不同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而公共利益并非脱离个体利益之上的抽象之物。在多元社会中,公共利益归根到底是要通过民意的充分表达才能赋予其现实内涵的。     

浅议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

公共利益因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特征,一直是法律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公益征收过程中,行政机关常常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事,令公众有不同意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公共利益立法界定应主要从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一要明晰宪政精神下公共利益立法功能定位;二要解决在宪法基础下如何确立公共利益界定立法模式;三要加强公共利益界定立法的可操作性问题研究。     

正当程序：获取对公共利益同意与支持的要径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当务之急。理论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有两条思路，一条是通过概括加列举的方式从实体上对公共利益具体内容进行清晰的界定，一条是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设计来界定公共利益。本文认为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正当程序是获取对公共利益同意与支持的要径，并在文中对界定公共利益的正当程序进行了具体路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