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公共财政思路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以公共财政手段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X-效率”是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选择。但是,种种因素导致了公共财政存在“X-无效率,”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未实现最大产出。必须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充分、高效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农村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善治重要力量

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农民参与组织,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由均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社会资本日益缺失,农村社会组织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注重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强化他治与自治的互动,优化农村社会组织结构,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根本途径。     

基于社会资本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由于我国农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式制度和规则难以有效防止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各种"搭便车"行为。相反,提供内部激励和监督机制的社会资本,以社区为场域给村民的行为设定了无形的选择阀限,使得村民间的合作更加容易和顺畅,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有利于既有资源的有效运用并调动更多的资源投入公共产品。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农村要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必须通过以社区重建为途径来增加农村社会资本。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综述

我国农村已进入“后农业税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一课题给予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与特征;“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选择等四个方面作了一个文献综述。     

论风险社会下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新

在风险社会下,由于群体性事件增加引发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城乡差距过大诱使社会风险程度增加、多元民族价值观冲突激化社会矛盾、生态环境恶化凸显农村治理风险,创新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迫在眉睫。然而,由于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供给主体单一、供给决策机制单向、供给管理效率低下,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新又受到诸多制约,应通过创新供给主体模式、资金筹集模式、决策模式与监督模式加以解决。     

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需求及实现路径

公共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现实诉求，既符合乡村善治需要，又体现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精神，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实现涉及公共精神、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公共规则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只有从公共价值的本质出发，明晰共建要求，创新共治方式，彰显共享旨归，才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美好愿景。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合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途径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以农村的民间组织为载体,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从而出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需要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其突围

农村社会资本是支撑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其由解体到新生的变迁过程对村治产生了双重影响,即既使其深陷困境,又使其面临重大机遇。当前,培育和完善农村社会资本,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民主实践形式,如协商民主,是我们突破乡村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     

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出现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地区间供给不平衡等问题。文章从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体制原因, 提出了供给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供给方式多元化的体制模式。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创新——基于建构秩序与自生秩序结合的视角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带有精神、宗教、民族、美学等方面的意蕴,超越了经济学的话语逻辑。长期以来,在乡村社会的自生秩序中,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且行之有效的自主性文化产品供给系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演化为当今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供给模式,这种模式遮蔽了农民主体性价值,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应结合农村的自发性秩序和国家的建构性秩序,创新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     

乡村文化变迁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土秩序。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渐消解着乡村文化的价值,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村陷入秩序整合的困境。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一方面要重塑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秩序,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符合农村社会现实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推动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能

一、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是推动公共服务的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模式和体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形成了城市和乡村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与制度,和城乡不同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这种不平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主要表现在:城市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是由政府财政包揽供给,所需的资金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的很少,许多方面都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其费用支出主要由农民承担。再加上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责…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从“枫桥经验”到“八郑规程”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农村从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创新之路.“枫桥经验”和“八郑规程”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两者的共性表现在:增强了乡村主体的民主意识,加强了基层政权的服务理念,形成了社会治理的认同模式,体现了公共认同的现代乡村治理新机制.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积极开展乡村社会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村治理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检视与建构

乡村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呈正相关关联,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乡村社会资本给乡村治理既带来了积极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资本正处于恢复与新生、替代与转型和复生与异化的变化之中.当前要提升乡村治理运作绩效,应积极培育和建构乡村社会资本,以此实现乡村的善治.     

政党统领社会：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化逻辑

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得以实现，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时代乡村治理取得辉煌成就的秘诀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领导能力、服务能力、治理能力、统合能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引领、组织嵌入、利益整合和价值塑造。“政党统领社会”分析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生动呈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传统的总结与提炼，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性回应，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取得成就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认识。     

对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思想——兼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和条件,农业的发展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强烈的依赖性。本文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布局下,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一品两制”所造成的农村公共服务严重缺位的现象,以及财政投入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完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公共治理视阈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统战工作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公共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协调与整合,即协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整合二者共同的优势资源.统一战线具有沟通协调、凝心聚力的功能.社会统战工作应抓住“大团结大联合”这一主题,充分发挥重要法宝的作用,在公共治理中凸显协调与整合的优势.     

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研究

整体性治理源于新公共管理的式微与信息技术的勃兴。该理论循由“重新整合”到“整体性治理”的逻辑进路,主要关注治理目标、完整性过程、基于责任感的整合、制度化与信息共享。整体性治理通过组织建构层面的层级整合、从结果到结果的过程探求、责任感与制度化的工具契合、信息技术的深层应用,诠释了“逆碎片化”的“整体性主张”,为解决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单一、、治理主体“各自为政”与治理机制“碎片化”的现实困囿提供了理论参考。藉此构建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期待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主体形成舍力,加快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