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公开为民主铺路

中国目前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县域社会,传统社会的＂县治则国治＂的国家治理经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社会主要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大多发生在县域社会。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向县域社会的发展,因土地纠纷、房屋拆迁、利益矛盾、官员腐败、司法不公、决策失误、官商官黑勾结、民意表达不畅等引起的官民矛盾甚至官民对立现象在一些地方表现得较为突出,这种状况不但极大地妨碍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官民矛盾、信访制度与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中国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官民矛盾表现出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新型状态,尽管存在诸多表达管道,但信访渠道仍然是民众现实利益表达的首选方式。可信访本身存在功能错位问题,却承担了过分矛盾容量的压力,使路径依赖下的信访制度并不能有效化解官民矛盾。基于此,社会管理创新就显得十分必要,其关键在于制衡权力,着力恢复制度正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民生、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试论官民“二元”生态结构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其实是一种"官民"二元生态结构中的官民协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关键就在于在官民之间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走向官民协同共治的社会管理模式。     

转型期社会矛盾划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

社会转型致使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干部与群众、穷人与富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被认为是当前我国社会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官民矛盾被认为是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本文在对我国法律实效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的根源,提出了化解社会矛盾的途径即增强我国法律实效的具体法律对策:提高法律意识水平,建构全民法律信仰；提高法律质量,实现良法之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公正;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实现依法行政.     

喧嚣浮躁与信仰重塑

中国人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中，我们首先能归纳出的是“矿难频发”“百姓跪访”等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实质上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体现，至少反映出两个矛盾：一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二是官民隔阂、甚至对立。     

公民社会应拒绝“官员粉丝”

想不到官员也有自己的"粉丝"了。这或许真是社会的进步,官民之间零距离,官知民意,民知官情,也是中国社会由"官本"走向"民本"的标     

宽容是政治智慧的核心元素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贫富差异、阶层歧视以及官民冲突等。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符合事实的判断。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价值和思想文化多元时代,尊重差异和容忍异端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思路,如果没有这个判断,从政府行政方面说,常常会把小事办成大事,把本来行政成本极低的事,上升为管理成本极高的行为。     

县域科学发展为何如此重要

中国有县域经济单位2000多个,是中国社会治理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县治是政权体系的"墙脚",县治不稳,天下难定。历史上的"郡县治、天下安"深刻阐述了县域的重要作用。县域又是城乡混合体,能     

社会矛盾化解视角下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当前社会矛盾冲突的新特点给社会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探索社会矛盾化解的新思路应深入分析社会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嘉善作为首个国家级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必须在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上有新的突破。要规范源头治理机制,实现社会管理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要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管制向民主协商转变;要完善排查调处机制,实现社会矛盾化解从单一事后处置向合力超前处置转变。     

长株潭两型社会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创新

长株潭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有什么特殊要求,需要什么样的特殊政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从"两型社会"建设中长株潭县域经济政策创新的重要性;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县域经济发展政策创新的内容;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县域经济政策创新的保障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体系的历史、现实及变革——以江西唱凯大堤6·21决口连线采访事件为例

官民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体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间,我们的官民话语体系在信任个体的数量、信任个体的质量、信任氛围的形成三方面建立起了高度的官民话语信任进而官民信任,但一些普通的"话语事故"又常常滋生出人们对这一体系的怀疑和信念的动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话语事故"被泛化为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的现象作出了有较高解释力的另种诠释。我们无需厌弃已有的官民话语体系,需要的只是改进其表达方式,而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则为探讨这一改进提供了分析工具。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正>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期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完善利益权益协调机制,将各类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精神、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主要表现为矛盾的纠纷类型趋向多样化、表现形式趋向聚众化、诱发原因趋向复杂化、发展过程趋向对抗化等,亟需进一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矫正对社会矛盾的几个误判北大核心CSSCI

当前,应当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出现的原因、功能、程度及其演化前景作出科学合理的基本判断,矫正人们有关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存在的一些重要误判。这些误判分别是:从原因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大量出现这一现象本可避免;从功能的角度看,社会矛盾对中国发展有害无利,或弊大于利,主要是起着一种负面的作用;从严重性程度的角度看,如今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未来演化前景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已经固化,其困局难以破解。这些误判如若不予以矫正,人们就无法有效地应对、化解社会矛盾。     

网络考验官员“新闻执政能力”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官民关系不和谐甚至对立、民众缺乏畅通的表达渠道等问题都慢慢浮现出来。而网络的兴起，无疑给民众提供了宽阔的言论平台，网民以极大的热情利用网络了解公共权力的运行情况，并表达自身的诉求。民间舆论与网络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审视着政府官员的言行，考验着官员的新闻执政能力。     

网络考验官员“新闻执政能力”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官民关系不和谐甚至对立、民众缺乏畅通的表达渠道等问题都慢慢浮现出来。而网络的兴起，无疑给民众提供了宽阔的言论平台，网民以极大的热情利用网络了解公共权力的运行情况，并表达自身的诉求。民间舆论与网络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审视着政府官员的言行，考验着官员的新闻执政能力。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及其特点

中国公民社会自近代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便已逐渐萌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曾一度中断,至20世纪80年代后再次重生。在"选择性支持和选择性限制相结合"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下,中国公民社会在组织数量上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出自身发展的"成长性"、"过渡性"特征,即政府推动型成长特征、成长阶段特征和官民双重性特征。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中的现代化强国建设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资本批判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实践观开创了社会发展理论的新范式,奠定了现代化强国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马克思解蔽了笼罩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身上物的外衣,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强调国家必然被"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     

创新县域社会管理 夯实和谐社会之基

县级行政区域是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枢纽,直接面对基层和群众。自古以来,郡县治则天下安,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点多发生在县域社会,加强和创新县域社会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曾都区作为湖北省10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县(市、区)之一,坚持以创新引领社会管理,积极安排部署,先行先试,取得了良好效果。     

台湾民间的“省籍—族群”和解运动——以《面对族群与未来——来自民间的对话》为例

台湾的"省籍-族群"矛盾和冲突,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显著,其脉络是在政治本土化过程中显示与发展的,特别是在选举时刻,为政治所利用.愈演愈烈的"省籍-族群"矛盾和冲突撕裂了台湾社会,民众对此已有不满.台湾民间的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和学者,开始尝试开展民间的渠道,以相互了解、沟通与理解的方式去推动和解之路,治疗台湾社会为"省籍-族群"政治动员所撕裂的伤痛.这对于两岸交流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也不无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