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成因、特征和治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针对政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提出"防范政治风险"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给我们科学把握政治风险的成因、特征和治理指明了方向。国内外发展环境蕴含着的不确定性,成为政治风险萌生的综合成因。政治风险属于非显性风险,具有隐蔽性、多源性、致命性和长期性特征,但政治风险并不等同于政治危机。如果治理得当,我们仍可把风险压力及时转化为发展动力。政治风险的治理关键要以制度建设为总抓手,不断推进风险治理现代化,实现政治权威、政治能力和政治活力的有机统一。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为我们今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基本原则和重要遵循。     

大数据视域下社会治理:机遇、挑战与创新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诉求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大数据为社会治理由结果治理转向全程治理、由主导治理转向多元共治、由经验治理转向智能治理提供了机遇,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了路径选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公共权力边界扩张、陷入大数据困境、公民个人隐私暴露的风险,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形成社会治理安全隐患。因此,要使用好大数据这把"双刃剑",应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法律为底线、以安全为准则、以社会善治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把握好社会治理创新的机遇,合理规避治理风险,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     

基于大数据的地方金融风险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当前，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非法金融风险等地方正式与非正式金融风险交织，源头多元、结构复杂、外溢性强，大数据的资源和技术优势使得破解地方金融风险治理难题成为可能。本文从主体多元、系统协同、组织协同及规则协同四个角度系统分析了基于大数据的地方金融风险协同治理的基本框架，剖析了地方金融风险大数据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据此，从实质参与、实质行动、共享动机、联合保障角度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地方金融风险协同治理机制，以期提升地方金融风险治理效能。     

大数据下的纽约城市治理

正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人口约851万,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纽约的城市管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逐渐成熟,大数据为城市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在创新城市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于是,深受各种"大都市病"困扰的纽约率先推动大数据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效降低了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率,更形成了一些成熟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搭建智慧城市的体系框架     

利用"云平台"助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带来了政府治理方式的革新,以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云平台"为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途径。充分发挥并利用好"云平台"的技术优势,创新政府治理手段、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谨防滑向“技术型治理”——专访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肖唐镖教授

正【记者】肖教授好!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发展,技术不仅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好处和便利,更应用在社会公共管理中,为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提供科学性、客观性的政策制定依据,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很多国家更是提出"数据治国"等技术治理战略规划,作为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和典型范式。面对当下正在勃兴的技术治理,有人提出要正视技术本身的缺陷,警惕技术治理存在的诸多风险。您怎么看?     

“后疫情时代”社区治理中的个人数据应用:问题与策略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个人数据的应用支撑着社区治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和加剧了"隐私保护"与"数据使用"之间亟待解决的平衡难题。通过解构其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了个人数据隐私安全风险的固有性和社区治理对个人数据依赖的结构性,揭示了社区治理个人数据应用的矛盾本质。进一步结合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特征,面向"后疫情时代"信息赋能社区治理的需求,针对性地提出"实施制度和技术双重机制强化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数据采集和使用两条途径优化个人数据应用模式"两方面解决思路,并归纳出社区治理中"以人为本"的个人数据应用范式。为社区治理中的个人数据应用提供了策略参考,也丰富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理论。     

人类重大风险评估思路与治理方法——2006—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综述

正从2006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风险报告》,至今已有16年。科技的"两用性"凸显,全球经济、地缘政治等传统风险呈现新样式,环境和社会领域的风险更具全球性,推动了人类在文明进程中对于风险的反思、批判和治理探索,《全球风险报告》顺应需求而生,为人们认知全球风险的全面性、系统性、关联性以及风险治理学习提供了观点、知识和方法。中国风险治理实践和智慧既为《报告》贡献了中国方案,也可以从《报告》中获得所需的借鉴。     

大数据治理助力疫情危机后的高质量减贫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减贫工作面临着市场化增收手段效率下降、脱贫攻坚项目需要调整及疫情重灾区返贫压力加大等潜在风险,亟需通过大数据治理等技术性手段来转危为机。从现有经验来看,我国减贫领域的大数据治理体系已经取得了四个重要突破,一是跨部门的横向信息组网已初步完成,二是部省市县的四级纵向信息系统基本定型,三是大数据信息核对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四是新型技术手段在大数据治理平台中得以广泛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国应当针对当前大数据治理体系中存在的六个问题,以信息的全域性、精准性、即时性和应用性为建设目标,努力通过明确数据参数、建设区域性"政务云"、省级垂直管理、优化信息安全、推进新技术使用、提升立法层次、鼓励省际对接、保障人员稳定、开发沉淀数据等九个方面来完善各地的大数据治理体系。     

运用“大数据”描绘国家治理新图景

当前,大数据因其具备快速集成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不同领域信息的优势,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辅助性工具。基于此,应着眼"数据治国",科学制定大数据国家战略,将"顶层设计"与大数据立法立规结合,将"数据公开"与大数据社会监督结合,将"人才培育"与大数据生态系统结合。突破"信息孤岛",维护立法安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及挑战

政府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技术变革、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技术变革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大数据作为一种新技术,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将数据当作核心资产的新时代,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开放、权力更分散和网状大社会方向发展。文章从政府治理理念、政府治理范式、政府社会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大数据对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可能面临的数据治理难、数据匮乏、数据驱动力不足、公众参与"悖论"等挑战进行了说明。     

人工智能时代国外政党的执政安全：挑战、调适及启示

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生系统,日益影响国家、社会以及民众的互动方式。然而,这些技术在变迁过程中也蕴含着大量不确定经济社会风险,乃至于影响现代政党的执政安全。国外一些大党老党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政党治理、政治沟通及政治社会化带来的机遇,纷纷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政党动员、内部治理、政治传播,并把人工智能运用到社会治理、政权巩固等方面,进而一度有效维护其执政安全。因此,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政党发展的新趋势,分析国外政党在人工智能时代维护执政安全的主要策略,能从顶层设计、治理实践、国际合作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安全提供了重要启示。     

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传承中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发展探索,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中国之治"维纲有序,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时期大数据赋能多元矛盾纠纷治理：实践驱动、问题挑战与机制优化

伴随平安中国建设的推进，各地打造了多元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及其智能平台，带来了多元矛盾纠纷大数据的涌入，但也面临着矛盾纠纷数据多元异构、风险监测预警难和智能化处置能力不足等挑战。本文基于各地多元矛盾纠纷大数据治理的实践探索与问题挑战，提出建构适应于大数据的“精准识别—风险预警—智能疏导”全过程性治理机制，以克服多元矛盾纠纷治理上存在的阶段性和局部性等不足，为各地矛盾纠纷综合治理及其智能平台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制度“最大优势”的发生逻辑与转化机理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得到系统化阐发,习近平关于中国制度"最大优势"的相关论述是最具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深入揭示了中国制度治理体系的深层逻辑与功能机理。"最大优势论"指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特征和最根本原则,其发生逻辑在于中国"政党中心"的复合治理模式,依托民主集中的"党政双轨结构"、政党统筹"两个积极性"的"央地结构"、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结构以及"政党在场"的"政治—经济"结构,党的领导权在各级政权机关、基层治理和经济社会等领域得以展开和实现。"最大优势论"指明,党的领导是中国制度的根源性优势,是其他制度优势生成运行的根本保障,其转化机理在于通过使命型政党的全面领导和政治整合,使中国国家治理呈现出政治统治权威性、政党行动性与政府科层性治理相互融合的特点,蕴化出行动性治理与制度性治理、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政党自我革命与制度自我完善有机统一的巨大优势和治理效能。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体现和进一步贯彻了制度"最大优势"的思想认识,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在加强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法治联结、综合运用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的总体思路中推进制度优势更好的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于大数据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精准治理研究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治理难。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手段,具有精准分析、预测、监测等功能,被广泛应用到各个行业和领域。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进行信息收集、分析,可精准预测食用农产品市场需求,精准了解食用农产品治理信息,精确可视化食用农产品监管环节,形成有效的交易信用体系,对有效严防严控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提升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精准治理水平,推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大数据技术推进腐败治理创新——基于L省S市的实证分析

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技术与正风肃纪监督融合所带来的技术优势,能对公职人员腐败侥幸心理与从众心理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与蔓延的土壤。L省S市在实践中探索出将大数据技术与正风肃纪监督有效融合的工作机制,将以纪委监委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监督与以群众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监督相结合,实现了监督方式由传统到智能、监督主体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起到了遏制腐败风气、改善党群关系、提升公职人员廉政勤政意识的良好效果。S市治理腐败的实践表明,树立大数据治理腐败的工作理念、加强大数据治理腐败的顶层设计、完善大数据治理腐败的预防与惩处机制是实现腐败问题数据治理的有效路径。     

风险治理中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分析——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的视角

风险应对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应对方式和治理效果是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风险应对及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防控战的阶段性胜利彰显了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从历史维度看,风险治理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党近百年历史的必然选择和经验总结;从现实维度看,党的领导能够为风险治理提供政治引领和组织保障;从价值维度看,风险治理中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从理论维度看,风险治理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从世界维度看,风险治理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     

政府数据治理风险及其消解机制研究

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重视政府数据治理改革,同时关注其背后的风险,是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应有之义。数字政府建设与风险消解应成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建构、关键成功要素分析(KSF)等方法,解构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推进创造条件。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主要包括决策和领导风险、数据风险、技术风险和数据平台的运维风险等。基于对政府数据治理整体绩效的关照,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优化决策和领导机制,保障组织基础;保证数据质量,优化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完善治理平台;增强数据整合和运营能力,共享治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