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大数据动态监控平台的研究与设计

移动通信设备中社交类、地图导航类、生活类、通讯类等应用不断创新发展,几乎涵盖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移动端设备的高使用率产生了海量的移动互联网信息。公安移动大数据实时监控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将移动互联网数据(语音、短信、位置更新信息、APP传输数据等)应用于犯罪侦查中,及时发现犯罪行为、恐怖行动并锁定犯罪目标,预测罪犯的逃逸路线、活动区域、兴趣偏好、社会关系等,为刑事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等案情研判提供依据。     

大数据技术在毒品犯罪侦控中的应用与完善

当下，毒品犯罪生态的数据化、相关数据的碎片化和信息交流的无界化给侦控工作带来了较多挑战。大数据技术以数据空间为场景，遵循相关性逻辑，契合毒品犯罪侦控的需要。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可以采取数据检索、比对技术排查线索，以数据挖掘技术收集证据，并通过算法预测实现毒品犯罪的有效防控。为了完善大数据技术在毒品犯罪侦控中的应用，有必要在数据采集、侦查理念和证据规则等方面构建相关机制和规则。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认定的方法转向与价值回归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认定，虽然需要融入技术的方法以增强刑法教义学的自主性和应变性，但其仍是关涉具体个体切身利益的小数据问题。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主义将中立的数据本身平移为数据犯罪的法益，不仅抽空了法益的本体论和目的论价值，而且以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导致数据犯罪的认定走向极端的预防性扩张。因而，数据犯罪的认定仍需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刑事法治回归，以数据本身所征表的数据信息为中心来建构法益，确保其与具体数据犯罪的法益发生直接关联；以针对数据所实施的行为具有创设侵害法益风险（不法）的功能且现实化为不法结果为前提，限定数据犯罪因果关系的范围。藉此明确刑法问题与技术问题的界限，将小数据保护与大数据流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基于犯罪大数据的社会治安精准防控

数据之中蕴藏着社会发展与犯罪治理的规律,犯罪治理如何适应大数据浪潮成为在立体化治安防控中开展循数管理的关键。对此,我国应重视"犯罪大数据"问题,从把握大数据与小数据、理论与数据、相关与因果、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出发解读犯罪大数据,据此研判数据驱动下的治安防控精细化发展趋势,提出犯罪的精准防控范畴,为大数据时代犯罪治理模式的升级开辟进化之路。作为日常性治理战略的战术延伸,精准防控是为解决犯罪治理的"短板问题"而提出的,在"人力+科技""传统+现代"治理技术的有机融合下,具有系统性、多层次、全方位、前瞻性、整合式的应用表现。     

基于随机森林的重复犯罪情报获取研究

重复犯罪情报获取研究是情报主导警务模式中的有益探索,也是大数据技术在公安领域内的一项重要运用,对打击重复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改进随机森林算法进行特征选择,再利用Apriori算法进行关联规则的挖掘,得到有关联的犯罪信息,据此为公安提供决策支持;其次根据OOB error提出一种加权的随机森林算法模型,预测重复犯罪的发生,以此预防和打击重复犯罪,通过和原始的随机森林算法对比分析,该算法的准确性和召回率都有所提高,表明该模型不仅可以获取有价值的犯罪信息情报,同时还可以准确的预测重复犯罪。     

大数据时代金融诈骗构罪标准的缺陷与修正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然到来。大数据技术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大数据时代下,金融诈骗犯罪存在着假借金融平台外衣、利用随机数据团组、责任影响因素多元、社会危害组成复杂等特点。当下金融诈骗犯罪唯数额论的单一构罪标准存在着无法全面反映金融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法应对风险社会下的新型风险、刑法条文内部规定欠体系化等明显缺陷。基于此,对大数据时代下金融诈骗犯罪的构罪标准进行修正、构建金融诈骗犯罪多元化构罪标准迫在眉睫。具体而言,在修正金融诈骗犯罪的构罪标准时,除了数额因素外,还应当关注金融诈骗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加重情节中的其他认定因素。同时,以大数据时代下金融诈骗犯罪构罪标准的修正为切入点,刑法应当对大数据时代新的犯罪形式、态势进行充分的回应,从改变金融刑法的立法范式、注重对涉数据犯罪链的整体打击、提倡"软法"之治与刑法谦抑性的坚守这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修正,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     

犯罪通信痕迹的现场勘查

犯罪通信痕迹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犯罪通信痕迹现场在表现形式上具有表象无形性、时间严格连续性、空间广域性和环境可变性等突出特点。犯罪通信痕迹现场勘查,区别于传统的现场勘查。侦查技术人员为了获取犯罪线索,分析并弄清案情,依法运用相关通讯探测工具,以提取、固定现场留存的与犯罪有关的通信终端、中继节点、无线电磁数据、即时通信数据、服务器信息数据、传统物证和其他信息;通过细致分类剖析调查访问、本地现场勘查、远程关联现场勘查等各个勘查环节的实施过程,明确侦查人员在勘查过程中应注意的相关内容和操作规范,明确犯罪通信痕迹现场勘查的侦查思路。     

网络在线提取电子数据的技术与实践

新型网络犯罪高发,特别是黑客攻击、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传销、网络传播淫秽信息等刑事案件中,涉网元素应用越发广泛,电子数据成为新型网络犯罪刑事案件的"证据之王"。针对高发涉网犯罪的特性,首先讲述网络在线提取的法律适用与方式方法,探索网络在线提取在多场景下的应用,从自动化技术和大数据思维开展网络在线提取,数据赋能,活学活用网络在线提取的规则,让"电子数据"成为策略支撑的堡垒,充分认识网络在线提取在生态打击、持续打击、回流打击中的重要战略作用。     

理念转变与规则调整:涉毒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刑法应对

互联网的虚拟性、便捷性和大数据时代的即时聚集效应,使网络社会中的涉毒犯罪活动呈现出犯罪数量不断激增、犯罪人数急速增长、犯罪年龄呈低龄化、犯罪破坏性急剧扩张等特征。目前,学界对互联网吸贩毒"聊天平台"的定性存在辩争,因而极有必要扩大解释容留他人吸毒罪,以约束网络涉毒组织行为。此外,共犯中的组织犯和帮助犯在互联网中出现了异化,相较于传统犯罪主犯,组织犯作用在递减,较之传统犯罪从犯,帮助犯作用在递增,因而必须从严打击互联网涉毒犯罪的帮助犯,并对借助互联网实施涉毒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针对互联网新型毒品犯罪的法律缺漏,需要增设组织吸毒罪、传播毒品信息罪,强化对毒品犯罪源头和消费行为的打击。     

老年人保健品诈骗犯罪侦查研究——基于大数据背景

老年人保健品诈骗犯罪具有职业化、犯罪对象范围明确、犯罪手段多元、隐蔽且变异性强等特点。传统侦查方法面临受害人不能及时报案失去破案先机、侦查投入成本高、部门间协调机制不畅等困境。大数据技术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快侦快破的新期待,在提供明确的侦查方向、实现犯罪深挖、助力控赃挽损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在大数据背景下,建立数据驱动侦查的大数据思维,加强警企合作并拓展整合数据来源,完善线上线下协同作战模式,提升民警的大数据侦查专业素养,有助于老年人保健品诈骗犯罪案件侦查机制的完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