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提升路径初探

推行精细化的社区治理是破解诸多社会治理难题、提升居民获得感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武汉市以"红色引擎"工程为依托、"三社联动机制"为纽带、"网格化治理"为重要手段,在推进社区精细化治理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包括:对居民的服务需求定位不精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协作性不足、管理和服务手段不够丰富等。积极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持续提升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对于武汉市建立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来说,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智慧社区建设 ——重庆市渝中区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

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目的在于通过新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健全智慧设施,完善服务功能,提高精准化、精细化、精确化服务水平,打造"智慧、便利、舒适、绿色、安全"的现代化社区,构建智慧社区新型治理模式。智慧社区是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向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下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驻村"第一书记"治理困境和效能提升

驻村"第一书记"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高为民办事能力、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置身复杂的乡村治理结构,作为外来力量的驻村"第一书记",可能产生权责不匹配、重形式轻内容、难以有效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等治理困境。提升驻村"第一书记"治理效能,需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合理配置权责体系、处理好各种关系、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志愿者的角色困境与进阶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志愿者作为提供志愿服务的主体，是推进和完善现代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力量。同时，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社区志愿者也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结合新时代社区志愿者的实践，基于角色进阶的分析框架发现，当前我国社区志愿者数量迅速增长，发展态势良好，但也陷入了角色认知模糊、角色期待悬浮与角色互动失衡等困境，与社区治理的需求不适配，不利于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导向，通过强化志愿服务理念达成角色认同目标、完善体制机制达成角色契合目标、优化治理格局达成角色共治目标等方式是突破角色困境，实现社区志愿者角色进阶的路径。     

信息化治理:农村社区治理技术创新及其实现途径

社会治理智能化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发展的重要方向。农村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信息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具体表现为:需求多样化及差异化背景下的信息收集困难,社会矛盾、风险加剧下的预警防控机制落后,开放、流动下的社会管理、服务力不从心,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下的政府回应不足等多重困境。面对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诸多承担全国社区治理创新任务的实验区,依托信息技术构建"信息化"治理方式,不仅破解了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诸多困境,为社区治理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还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从深层次来看,信息技术推动社会管理服务方式的变革、理念的变革、体制机制的变革,内含着人的解放,将个体不断从既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基础与条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然,当前社区信息化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实现社会有效治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下沉信息网络平台、构建信息回馈系统、打造"微政务"管理服务单元格、形成社区治理主体网络体系。     

新时代的社区治理之路

传统社区治理存在主体结构不合理、交互性差、智能化程度低等诸多不足,迫切需要进行创新与转型升级。新时代的社区治理应以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为根本目标,注重法治、德治和自治的三维度融合,借助信息技术实现智慧治理,运用文化创新助力服务升级,打造"五位一体"的社区协同治理新格局。     

城市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偏好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多案例分析

信息化技术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社区治理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体,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延展性应用。民政部"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全国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实验地域、实验类型、实验梯度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案例表明,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互联网信息技术注入社区空间,促进了各地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参与、智慧社区发展、社区电子商务等领域构建新时代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但同时,伴随着国家技术性治理与服务行为的推行,城乡差距、数据垄断、信息泛滥、网络安全、技术依赖、智能低效、监管缺失等问题和风险在社区治理信息化实践中有所体现,相应的反治理行动也正在显现,突出表现为技术应用门槛与治理短板、数据指标硬化与治理内耗、信息安全监管与治理风险等。因此,推动社区治理信息化的适应性变革,未来的关键在于削弱技术对于效率的纯粹性依赖,兼顾信息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统筹信息技术行动与社会责任,同步信息技术发展与治理体制变革,从而实现社会与技术的共同构建和融合发展。     

深入推进“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努力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

正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和民政部《关于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通知》有关精神,聚焦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联动各地民政部门扎实开展"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不断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努力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扎实推进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社区服务品质。截至7月底,全国共有社区综合服务机构和设施52.7万个,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     

陕西宝鸡:四招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正近年来,陕西省宝鸡市坚持打造"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城乡社区治理新样板,通过强化"党建统领、聚焦需求、提升素质、规范运行"四项社会治理举措,持续推动城乡社区治理快速发展。一、党建统领治理,健全社区自我管理体系。一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积极推进村(居)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居)委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组织负责人,厘清"一肩挑"履职边界,完善责任清单和议事内容、决策流程;探索建立党内监督和村(居)务     

畅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

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作为当前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在精准识别基层社会需求、统筹整合多方社会资源、有效完善基层服务体系、切实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下强化街道人大工委功能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正党的十九大首次正式提出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命题[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明确强调"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2]。治理重心下移推动了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这种以治理重心下移为核心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是通过治理主体下移、治理资源下移和治理规则下移,最终达到社区服务下移的绩效目标[3]。而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街道人大工委)作为区或县或县级市人大常委会的派出机构,是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其"在设置时被赋     

山东济南:“全科社区工作者”模式助力“一次办好”

<正>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视察时明确要求,"要推动社区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济南从提升在社区专职工作者服务能力入手,探索推进社区服务供给侧改革,在全市推行"全科社区工作者"服务模式。服务环境的更新、工作理念的变化、社区网格治理机制     

以智慧党建赋能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究

智慧党建赋能社区治理,是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有力举措。智慧党建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协同社区、街道办等基层组织,统筹优化各类治理资源,打通各级党组织间的沟通渠道,实现党建、社区治理与服务群众有机统一。做好新时代社区智慧党建工作,首先要推进网络平台信息融合与共享,注重治理数据挖掘与监测;其次应全面落实社区党员干部治理主体责任;最后需注重密切社区群众之间的联系,增进各主体间的交互性。     

精准供给视阈下社区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及实现路径

在我国进入城乡统筹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是城乡社区融合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大数据情景下整体性治理的现实需要,更是对国家智慧社区建设的积极回应。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以需求群体、需求设施、需求内容和需求质量等维度分析为基础,从创新精准供给理念、应用数据治理技术、完善需求识别机制和健全精准供给体系等方面建构实施路径,进而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工作有效开展。     

以党建助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新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实践,是现代化国家治理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应抓好基层党建形成城市社区治理的思想共识,优化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推动管理与服务力量向街道社区转移,以党建创新开创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新局面。     

清单制: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重塑的制度化路径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从"单位制+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但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依旧存在,其与街道办事处之间职责不清的问题不仅加重了自身的工作负担,也弱化了在居民与政府组织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基于对清单制在重塑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上的价值解析和社区治理中清单制主要应用形式的现实考察,清单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宜进行优化设计。基本路径是:在清单编制阶段,以明确法定职能、梳理工作职责、审核清单内容与公开清单内容等程序设置,实现清单"从无到有";在清单运行与落实阶段,以信息整合机制、动态调整机制、居民监督机制、过程管理机制完善清单运行,推动清单"有而向优",同时将清单制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以压实各主体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责任,促进清单"优而有用"。     

社会空间视域下的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创新——以成都市犀和社区为例

加强和改进社区治理是新时代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区处于从传统村落到现代城市社区的快速转型过程中,居民异质性强、社区交往弱化和社区文化纽带缺失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美好生活愿望。本文选择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城乡结合部社区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空间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治理困境,在充分挖掘居民需求基础上,提出构建针对人口密度增加的"微治理"体系,培育"社区公共性",塑造新时代社区精神,为协调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