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举证责任倒置在民事赔偿案件中的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民事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可根据起因、事态的发展过程按责承担赔偿责任,按比例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为混合过错责任,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一些特殊侵权案件中,由于被告对案件事实或者相关的专业技术有举证的优势,而承担对案件事实证明的义务。其法律效力在于如果被告不履行该义务,就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舆论监督与"有错推定"

无罪推定与有错推定 如今在法学领域,“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了。由18世纪启蒙运动中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提出的这项原则,经过各国长期的司法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国际接轨”的表述,即规定司法过程中应由诉方(在公诉案件中即司法当局)负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而被告不负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如果法庭不能证明被告有罪,被告就应被视为无罪。     

地方人大报刊文摘

当前行政诉讼"五难"行政诉讼被告,是指被原告指控侵犯其行政上的合法权益与之发生行政争议,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由于行政诉讼中被告主体的这一特殊性,导致了行政诉讼中的几个难点。一要被告举证难。对举证责任的分担,行政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但是,行政诉讼中,有的行政机关就不予举证,有的是没有弄懂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认为有处罚及决定就足够了;有的是故意不举证。二要被告出庭难。有的称"公务忙,不能到庭";有的怕出丑,不愿出庭。所以,行政诉讼中被告出庭的少,缺席判决的多。     

刑讯逼供案件举证责任归属问题研究

“谁主张，谁举证”是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是该原则的有益补充。在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符合法律证明规律，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刑讯逼供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是，被告对其提出的刑讯逼供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公诉机关的诉讼角色只是对其诉讼主张进行反驳也即反证。     

环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重构

现行环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存在天然缺陷，无法满足实践需要，不利于对原告保护，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对我国环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重构的设想是：法官根据环境侵权案件类型多样化、案情复杂化的需要，确定和适用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法；而对于特殊的、侵权行为严重的环境民事案件，当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严重过失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据此，原告仍然对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承担减轻的举证责任，因果关系证明方法有：事实自证法、优势证据说、疫学因果说、间接反证说等。     

论政府信息公开反向诉讼举证责任之分担

政府信息公开反向诉讼制度对于保障个人隐私与商业秘密不受侵犯有重要意义,其举证责任的分担关乎诉讼进程与结果,体现现代法治社会的平等观,有利于兼顾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实体法的精神。政府信息公开反向诉讼应采取＂原、被告共同负举证责任＂的原则,借助其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从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角度深入理解政府信息公开反向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的具体适用问题。     

关于公安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公安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及自己主张正确合理合法的责任。在公安行政诉讼中,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公安机关负有完全的举证责任。这样规定是否妥当,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论名誉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名誉权侵权案件在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我国立法规定,对于名誉权侵权责任统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相当多的案件适用的却是推定过错责任原则。立法应当针对名誉权侵权行为的类型和侵害对象的性质分别作出规定:对于事实无争议,仅因评论不当引起的名誉权侵权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言论失实引起的名誉权侵权纠纷应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另外,在认定公众人物名誉权侵权责任时,应当适当减轻被告对于过错的举证责任。     

略析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方法

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方法,以诉讼方式为之。撤销之诉的原告应为债权人,被告应是与债权人直接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债务人。受益人作为利害关系人,应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在举证责任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一般应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对债务人和受益人的主观恶意,建议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     

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初探

行政诉讼第三人是行政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在目前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分配的情况下,不同的第三人在诉讼中承担何种相应的举证责任以及在举证规则和时间上与其他当事人有何种的区别,我国法律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而第三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举证责任又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本文就第三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作了一些探索,以求对我国行政诉讼实践提供参考。     

关于“预交罚金”对量刑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14年全国范围内敲诈勒索罪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预交罚金会对被告人的量刑产生从宽处罚的效果。这种从宽体现在具有预交罚金情节的被告人更可能被判处较轻的刑种、较短的刑期以及适用缓刑。预交罚金不仅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和基本的形式逻辑,更会对被告人造成明显的不公,建议最高司法机关明确禁止在判决宣告前预交罚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规则适用--兼评一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刑事诉讼中,在证据不足或虽有相当数量的证据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但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实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疑罪从无.但由于被告人的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害的被害人,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被告人宣告无罪的情况下,如果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占优势,则被告人虽不受刑事制裁,但应负民事赔偿责任.     

财产刑执行方式的完善建议——以财产不足为视角

导致财产刑执行困难的原因之一是被执行财产不足。在司法实践中,此问题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类为一般情况,即犯罪人的财产数额不足以承担罚金刑;另一类为特殊情况,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存在竞合,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承担财产刑和民事赔偿。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完善立法规定并改进实践中的执行方式,以解决财产不足导致的财产刑执行困难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新路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已被广泛运用,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制度,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     

谈我国刑事自诉中的证明问题

刑事自诉案件的证明问题包含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两个问题。文章从刑事自诉中的法院、自诉人以及被告人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研究了三者各自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以期对推进刑事自诉案件的研究有所裨益。     

亲属之间犯罪案件的特殊处理办法——以一则案例为视角

由于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有其特殊性,出于维护家庭内部伦理秩序,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转,对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进行特殊处理有其正当性基础:中国"准五服以治罪"的历史传统,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刑法谦抑论、恢复性司法理念、人格责任论的理论支撑,以及出于构建和谐型社会的现实考量。因此,可以以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亲属关系、行为人的人格因素、被害人的态度因素以及案件发生的环境因素等作为考量因素,以罪刑法定为原则,以限于出罪为方向,对亲属之间犯罪进行特殊处理。     

论美国早期民主对刑事辩护权发展的影响

美国早期民主政治对后续的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律师业也在19世纪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目前关于美国早期民主对刑事辩护权发展之影响的研究却鲜有作品涉及。本文梳理了美国早期刑事司法环境,描绘了19世纪末期的辩护制度发展历程,对比了古代中国集权体制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将美国刑事辩护权发展的实质性因素归纳为:人民主权原则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贯彻,多元分权制度给予辩护权发展的空间,以及司法的最终权威是辩护权发展的强力助推。最后,刑事辩护权发展的最终归属将是权利自由。     

从应用伦理学视野看设计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在设计人员意识中的缺位，致使具体的实践充斥着随意与盲目，没能体现出设计造福于人类的主旨。事实上作为人类重要的实践内容，艺术设计的存在体现着科学精神的内涵：不仅是在现世行为和产物方面，而且关乎其长远的发展——从构成应用伦理学核心之一的“责任”原则着眼，可以较为容易的发现这一点。     

论律师刑事执业风险及其人身保护

因滞后的律师观、错误的立法导向、侦控机关的不当追诉等,辩护律师在刑事执业中存在较大的人身风险。为加强对辩护律师的人身保护,应赋予辩护律师辩护言论的豁免权,确立辩护律师保守执业秘密的原则,保障控辩双方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