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政策网络作为对社区治理研究的新理解,主张充分重视政府之外的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积聚新的社区治理能力,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社会需求,从而避免社区治理过程中因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而忽视其他社会主体能力的情形。社区的政策网络既能描述社区主体间的关系方式和实现形式,也能成为社区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问题解决的路径及工具,为预测社区治理的良好结果或产出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政策网络途径是解决社区治理危机的新思路,它的基本要素、关系结构和主要功能等方面构成了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安政策工具的优化选择与应用

以政府为主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社区治安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特点,需要构建城市社区治安新的治理范式,满足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更高需求。当前,社区治安政策工具多以强制型工具为主,需要将复杂的治安事务进行精细化分类,根据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的选择和应用多元政策工具,将更多市场化工具、社会化工具应用到社区治安中,使治理过程精细化、精准化、社会化,实现构建安全社区的目标。     

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多元主体已广泛参与到养老服务领域中,极大地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但实践中经常存在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政策效率,必须推进体制、机制以及手段、内容方面的创新。文章从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从制度层面、工具层面、政策层面构建了社区养老服务的一个分析框架,且分别从构建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信息化网络技术工具的采用、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内容创新三个方面,就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五社联动”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及时沉淀社区抗疫经验,湖北省民政厅抓住疫情期间浮现的两股显著社会力量?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引入社会慈善资金在社区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同期开展"五社联动"特色社区治理机制研究。历经一年,"五社联动"在社区的实践初具成效,"五社联动"作为一种广泛联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社区治理机制在全国有了初步的版本。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公民：机制、基础及保护

积极公民是理解城市社区治理（自治）的重要视角。当前，积极公民已深深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当中，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是连接国家与居民的神经末梢，而且还是社区动员群众、宣传政策、收集信息、推动工作的中坚力量。在陌生化的城市社区中，积极公民通常依靠典范机制、信任机制、情感机制、道德机制来发挥作用，而且“赋予半正式身份”和“陌生关系的熟悉化”为积极公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对积极公民的实践机制与运行基础的阐释分析，拓展了积极公民研究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也能为当前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提供方法论启示。     

推进农民安置型社区治理 促进新市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以大郑新城为例

农民安置型社区是大连全域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新的社区过渡形态。由于其特定的过渡性、不稳定性造成了社区治理难题。课题组以大郑新城为例,对过渡性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社区文化重构等提出了相关建议。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机理和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推动“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价值耦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之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性。然而，公共文化服务能否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其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耦合，还存在价值取向、供给机制、供给效能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优化供给机制，从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便成为实现“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加强对社区居民的价值引领、完善全过程参与机制、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借助数字化治理工具等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正向赋能。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工具的优化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保障的基本取向可归结为劳动平权、职家平衡以及就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目标—工具—功效"的三维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女性就业保障的政策工具以政府主导的命令型工具为主,企业与市场机制为辅的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应用力度不足,且政策工具在协同人口政策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时陷入选择、运行与功能等方面的失灵。因此,应以法制治理、公司治理、市场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为联合机制,发挥组织、权威、财政以及信息等政策工具的整合效应,落实"稳就业"与"促生育"的政策协同。     

北部湾经济区公共政策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冲突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其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北部湾经济区政策冲突主要表现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政策效益等方面,冲突的本质是利益的冲突。研究北部湾经济区政策冲突的产生原因,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利益协调机制、理顺政策制定机制、加强政策部门合作以及实现政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治理对策。     

台湾学界如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台湾学界形成了以"社区营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其研究大多受"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影响,遵循社区主义逻辑。相关研究逐渐从早期宏观的政策评估,转入微观的治理要素分析,借助社区主义、政策网络、社区能力、社区赋权、社会资本等多元视角,台湾学界主要对"社区组织能力与社区赋权、社区治理政策的价值与机制、社区参与与社区资本"等要素展开了研究。总体来看,台湾学界对社区治理的研究日益微观和精细化,与此相应,不可避免地存在缺乏"结构化、过程化理论关怀"的缺陷。大陆学界除了要学习其精细化、差异化的研究优势以外,亦需推动结构化、过程化研究,开展制度的、比较的研究。     

关于天津市美丽社区建设的调研报告

为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政策研究,近期民政部调研组赴天津市专题调研美丽社区建设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考察了3个不同类型社区,重点了解了社区居委会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信息化建设和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等情况,并参加了天津市美丽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通过实地调研与交流,调研组认为,从总体上看,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天津市美丽社区建设在完善社区建设思路、治理机制和服务体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报告得到了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的充分肯定。     

台湾社区营造政策及其对大陆社区治理的启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台湾社区发展政策尤其是社区营造经验值得借鉴。自1965年台湾正式实施社区发展政策以来,在50年的演进过程中,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政策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调整和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社区总体营造计划"、"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和"健康社区六星计划"为标志的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为出发点,以社区公民再造为主体,以社区文化再造为先导,实现社区的功能整合和结构整合,有效带动了城乡社区的协调发展,对于推动大陆城乡社区建设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大气污染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以京津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为例

区域合作是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要趋势,但是单纯依靠地方政府的横向协作难以解决区域合作难题,需要中央政府介入,采用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加以解决。根据区域合作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央政府的介入程度两个维度,可将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分为四类:政治嵌入、行政嵌入、机构嵌入和规则嵌入。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涉及多重复杂性问题,中央政府介入程度不同,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具有多样性。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为例,对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进行分析,认为当前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应把握好中央政府介入的强度,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更好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其借鉴意义是只有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紧密协作下,用好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才能有效解决各类区域公共管理问题。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的路径研究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创新,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当前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此,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问题分析和对策建议

<正>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推动社区减负增效,是回应群众期盼、体现即知即改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社区减负增效的核心在于理顺体制,明确责任,既保证政府惠民政策在社区得到较好落实,又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区的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关系论的视角

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在外部关系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的再认识,只有审慎厘清其本源性问题才能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社区治理实践现代化的本源性问题乃是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如何实现现代化。当下社区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间关系呈现的是以公共权力为运行轴心的"葵花式"关系格局,只有突破这种约束条件,才能实现以功能链接为轴心的"扎根式"的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运行格局,社区治理实践将会呈现出新的样态: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关系和责任关系明晰,社区公共财政供给和分配制度以社区居民需求为核心,不同社区事务的多元化处理机制确立。这就为进一步达成"现代化"共识提供了基础,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基层支撑。     

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矫正：一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当前向基层治理赋能和赋权的背景下,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具体路向。以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等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然而因社会资本发育和存量不足而引致的治理主体间信任不足、社会参与网络尚未形成、社会规范尚不健全等问题已成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关键因素,为此,需从理念层面、结构层面、制度层面、工具层面增量社会资本,矫正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失灵。     

社区治理现代化呼唤多元共治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需要协调社区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目前社区治理中的多元利益协调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多元共治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融合还面临着一定的困境。要充分发挥多元共治的作用,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让社区组织和公众有效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