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探析——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

随着信息和人口等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各种跨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并开始突破原有行政管理体系中的组织边界,科层体制中分割、僵化、碎片化的管理愈发显得僵化和难以适应。整体性治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跨界性与政府管理"碎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有力地回应,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和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将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长宁区的跨界社会问题治理模式和实现路径,并对这一模式进行评价和展望。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互动式治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协调需求大、技术密集等特征,传统的行政治理已经无法满足面临着来自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研究围绕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互动协同与互补嵌入这一问题,对杭州城市大脑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关系型契约主导的准市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民主网络等模式,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未来,通过政府职能转型和施政方式转型,进一步对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形成利益耦合的元治理体系,进而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逐渐靠近,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题中之义。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模态、张力与调适：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

应用场景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素，建立在场景要素基础上的场景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新场域。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分别构成了场景治理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内核。与既有的城市治理模式相比，场景治理具有敏捷治理和价值共创的比较优势。行政主导是当前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建设的主要模式，场景要素化、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规则化构成了行政部门推动场景治理的核心机制。行政主导在解决应用场景资源整合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的作用空间，未来需要通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调适行政主导场景治理的内在张力。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参与城市治理:中国城市管理变革的新路径

中国城市正经历着城市化和全球化交织在一起的变革过程,预计这个变革过程在未来20年里还将加速。当前我国城市管理变革的关注点是改变原有城市管理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性行为,拓宽城市管理的主体和手段,以城市治理的目标创新城市管理的内容。本文在对当前城市治理理论研究的评估分析基础上,提出基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互动的参与城市治理模式,并指明这一模式正是当前应对复杂适应系统管理挑战的新路径。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目标。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对各级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适应新的形势、应对新的挑战,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增强政府治理能力,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有力、市场监管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要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完善社会治理精到、公共服务精细的政府治理体系;要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完善权责界限清晰、运行渠道顺畅的政府治理体系。     

网络化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治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公共服务供给思维的转变。随着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公共服务无疑成为社会治理活动的"终端"。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逻辑格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陷入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历史怪圈。作为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理论在批判继承传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超大城市治理格局——关于武汉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考及建议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实现路径何在?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引擎是聚力改革创新,关键是奋力拼搏赶超。"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创新社会治理,是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建设"三化"大武汉的基础性、全面性改革。当前,武汉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中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武汉必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争当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先行者和实践者,着力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减少层级与打破矩阵：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模式新设想

当前城市治理模式呈现出层级较多、矩阵型治理架构以及主要依赖政府管理的特点。层级较多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矩阵型治理架构造成权责分散、政出多门、体制僵化；主要依赖政府管理导致其它治理主体力量微小、作用难以发挥。这些问题已造成现有城市治理模式日益陷入改革发展僵局，难以改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亟需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设区模式。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应减少治理层级，将治理架构由矩阵型变为网络型，同时充分发挥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还将以增量带动存量，推动已有城市治理改革。     

与复杂社会“连接”起来：元宇宙对城市治理的变革性效应

元宇宙是一个促进自我与他者及其更广大社会存在之联结意义上的“深度连接世界”,为当今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变革思路。在遵循“照看-化约-回应”基础性逻辑的主流城市治理思路与“复杂社会”（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治理场景、治理对象与治理任务）之间出现个体、国家和组织三重连接危机的背景下,元宇宙能够突破“人的尺度”,自下而上地发现、整合乃至重塑个体的价值与力量,激活“全面个体”崛起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节点。通过“以自我治理推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置身事内的合作治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以虚实交融的新公共组织促使城市政府科层组织变革”三种机制重新连接起复杂社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个体价值上升为整体价值,城市治理结构得以优化,价值创造方式得以改变,从而为走向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可能。     

人工智能时代合作式智慧治理如何促进城市治理创新？——雄安新区绿色智慧新城成长轨迹的探索

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城市空间与智慧治理工具相较于传统的治理场景发生了显著变化。河北雄安新区在智慧城市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政策主客体通过大数据支持和智能技术手段合作参与城市共治共建、互联共享的合作式智慧治理模式，展现出较强的治理效能。但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也面临着政策迭代滞后、人才成长脱节、数据粗放利用、算法黑箱、数据偏误、技术依赖和情感缺失等一系列新生挑战。适时建构政策主客体参与共治的合作式智慧政策评估机制，推动治理人才与城市共成长，不断完善合作式智慧治理网络、人工智能分析决策效度保障机制，以及情感联结与智慧技术共融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新生挑战的重要途径。     

以领导型网络完善大都市圈单元化治理——来自对澳大利亚城市和地区委员会(CCR)的实践观察

都市圈作为新兴的国家治理单元成为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从全球大都市圈单元化治理的经验来看，网络化是其共同方向，但是各有侧重。澳大利亚的城市和地区委员会相较于其他的委员会机制而言，更加强调非行政权力的领导作用，进而突破形成了大都市圈的领导型网络（NLO）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实现了行政权力驱动到社会资本驱动的治理转型的动力转移，有效激发了社会主体创新活力，丰富了全球大都市圈治理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可以通过功能分层、城市能级提升和构建治理共同体，创新大都市圈治理的结构和模式。     

“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党代表嵌入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北大核心SSCI

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既具备理论上的自洽性,也源自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自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领导力量。现实需要体现在当前其他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不能有效应对基层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位的退场、城市基层政府的"悬浮"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城市基层党政组织三个维度科学定位党代表的角色,通过间接与直接方式嵌入;加强制度设计,强化嵌入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进行探索。通过分析芜湖市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党代表嵌入对于优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之主要价值在于扩大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创新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中国外来移民小社会治理研究 ——基于上海、义乌和广州的实证分析

中国正在成为重要的移民目的国。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和义乌等城市,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小社会正在形成。这些外来移民小社会内部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联系、组织、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它们"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地方政府通过外来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适应性调整来对这些挑战进行回应,并塑造着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发展形态。上海日韩人、义乌中东人和广州非洲人小社会的建构和地方政府对其治理之间存在着多重社会政治张力,并形成另类的"外来移民小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探索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发展形态和有效治理,将为跨国移民社会的发展形态及新兴移民接纳国外来移民治理"向何处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可行性思考路径。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北大核心SSCI

作为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虽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诸多成绩,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变革及社区居民自治意识、服务要求的逐步提高,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手段已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价值诉求,难以有效解决城市社区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将大数据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相结合,在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提升面向社区居民的个性化服务,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促进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改革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城市社区治理领域的大数据采集、分析、应用还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将制约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为此,需要在健全我国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法律法规、增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培养复合型人才、关注信息数据缺位人群等方面做出努力。     

以“双创”为目标导向的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模式——关于海口“双创”机制与成效的思考

新时期我国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面临着大量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如何理清思路,面对挑战,走出一条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的新路径,是城市的主政者正在积极探索的课题。海口市自2015年7月始,以推进"双创"工作为抓手,以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为目标,以深入研究市民的紧迫需求为出发点,"对标发力""精准施策",全面、系统推进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方式的深化改革,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显著成效。     

大数据视野下国家网络治理路径优化研究

我国当前已经步入了以"大数据"为表征的网络信息时代,云计算平台、分布式数据库等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促发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变革。国家治理既立足于传统社会又涵括了虚拟空间,既蕴含传统行政手段也需要适应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国家网络治理在效度、合规、安全等维度的困境,亟须构建智慧政府来完善治理方式、确立法规制度以明晰治理途径、拓展应用领域来提升治理技术的立体解决方案,以顺应数据驱动场域下对国家网络治理前瞻性、参与性、可治理性三大价值目标的现实需求。     

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治理

正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疫情背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治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是正如"挑战与机遇并存""于危机中育新机"所言,每一次挑战背后均蕴藏着重大发展机遇。本文立足于城市"生命体"和"有机体"的复杂巨系统特征,通过对历史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