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人事制度行政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的检验

以关键岗位的人事任免和权利执行受行政干预的程度为突破口，本文构建了关键岗位人事任免制度、权力执行保障制度的行政型干预程度测度指标，将样本企业分成了处于四种不同类型治理模式下的企业。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而言，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对人事制度的影响将是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减少层级与打破矩阵：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模式新设想

当前城市治理模式呈现出层级较多、矩阵型治理架构以及主要依赖政府管理的特点。层级较多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矩阵型治理架构造成权责分散、政出多门、体制僵化；主要依赖政府管理导致其它治理主体力量微小、作用难以发挥。这些问题已造成现有城市治理模式日益陷入改革发展僵局，难以改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亟需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设区模式。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应减少治理层级，将治理架构由矩阵型变为网络型，同时充分发挥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还将以增量带动存量，推动已有城市治理改革。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法治视野下南沙新区社会治理模式初探

《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的正式批复,标志着南沙新区成为国家级新区,南沙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新区建设由"政策驱动"走向"体制驱动"的今天,社会治理模式选择是南沙新区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应该再造政府,创新行政组织体制;强化社区建设,完善群众自治;培育社会公共组织,健全公共治理,多管齐下创造出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社会公共组织自律、市场主体内部自控、基层社区自治、公众参与的层次清晰、分工明确、功能齐全、结构完善、协调一致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刍议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好坏对于城市安全、城市环境、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1]。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社区人口膨胀、社区资源紧缺、社会服务缺位、社区精神沦丧等问题。     

提高效能和扩大参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创新的两个目标

市场化改革以后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创新,始于政府先后进行的两轮行政改革。然而这两轮改革都是围绕提高行政效能而在行政体系内部寻求解决办法。社会成长带来的压力使得创建社会工作体系以吸纳不断增长的社会参与需求已摆上治理创新的日程,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自然就充当了社会工作的载体。但是,在实际上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的居民委员会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承担者。因此,在行政体系之外建构一个平行于政府的社会工作体系,形成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平行对接的治理结构,把提高行政效能和扩大社会参与统合起来,就成为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改革的创新选择。     

农村社会治理权力体制创新的三个关键问题

农村社会治理的权力体制是当前各级政府日益关注的重要方面。由于传统的以政府责任为中心的社会管理体制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权力发挥作用，因此权力体制的创新就成为社会管理中的关键点。本文在分析了传统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理论，阐述了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释放权力空间、培育权力主体和规范权力运行三个主要解决途径。     

城市生命体中的超网络结构及治理

城市治理面临城市化本身的城市病顽疾,行政体系自身的碎片化以及突发性外部冲击的挑战,这三个挑战分别来自社会系统、行政系统及自然系统,此前一直困扰城市健康运行,是因为并未将其作为生命体来对待,采用了"人对物"的治理框架,而城市生命体对这些难题给出新的破解视角。城市生命体是对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城市的高级阶段,具有生态性、整体性、连接性和有限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的城市治理创新,要在体系上实现行政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高度融合;在目标上通过解决克服碎片化的障碍实现生命体的完整性;在治理路径上,进一步将适应单场景的单功能网络治理拓展为适应多场景的多功能网络。对于城市治理的实践,通过功能分层、多元共生和组织演化等制度性改革来实现面向生命体的城市治理。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电子政府与政府治理范式创新

电子政府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政府治理范式,改变着行政组织结构、 行政业务流程、行政权力结构。信息时代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特点在于:无缝隙的政府治理、以公众为中 心的政府治理、交互性的政府过程、“一站式”政府服务。建构电子政府的治理范式必须从国家统治向政府 治理转变、创新公共服务程序、建构电子政府绩效评估系统。     

技术权力、政企依赖与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模式选择——基于城市大脑的比较分析

政企合作是当前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的普遍形式,然而在政企互动的内在结构上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解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的政企互动关系,是诠释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差异化决策思路的关键所在。从技术权力与政企依赖维度出发,对目前较为成熟的杭州与海淀城市大脑平台建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技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占有者所具备的对其他组织的控制力或约束力,主要在对技术依赖性较高的领域发挥权力效力。技术权力具备资源控制性、制度干预性、网络渗透性及弱变化性四重特征。技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者的耦合,构成了政府智能平台中政企依赖关系建构的底层逻辑,而政企互动中不同主体资源占有类型差异与依赖关系的非均衡性,共同促成了政企合作机制异质性,并由此塑造了差异化的平台建构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技术权力要素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中的运作逻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规避技术权力风险、提升政企协同效力、构建相对均衡的政企合作机制具备有益的启示。     

模态、张力与调适：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

应用场景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素，建立在场景要素基础上的场景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新场域。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分别构成了场景治理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内核。与既有的城市治理模式相比，场景治理具有敏捷治理和价值共创的比较优势。行政主导是当前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建设的主要模式，场景要素化、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规则化构成了行政部门推动场景治理的核心机制。行政主导在解决应用场景资源整合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的作用空间，未来需要通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调适行政主导场景治理的内在张力。     

电子政府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

电子政府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的核心模式,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治理范式.官僚制是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电子政府是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以公众为中心、顾客至上、政府绩效是电子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公共权力行使分散化与民主化是电子政府治理的范式要求.     

从企业参与治理到地方治理参与——从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看中国工会组织与制度变革

吴建平在《学海》2011年第1期撰文认为，改革初期，国家对城市的治理主要是单位制模式，中国工会服从并服务于这种治理模式，以企业工会为主要运作载体，参与企业治理；改革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出现，相应地，     

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探析

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和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困扰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最攸关的难题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中国治理社会模式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政府分别与市场、公司、公民、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关系问题。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创新,可以让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及中介组织的作用共同治理社会。这种多维度、多中心、高参与度的治理模式能够缓解政府减弱市场控制以后出现的权力空白,而高参与度意味着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能够通力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     

论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与创新

我国在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日益加强、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日益严重、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使现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应当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的结合,强调多元管理主体的培养,从而构建起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城市管理转型与城市治理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不仅城市外在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产生了改变。本文选择了从城市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城市管理转型。传统的精英论、多元论、城市增长理论强调政府在城市中主导作用,难以解释现代城市的权力转移现象。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整合多元主体的思路,注重在多层次治理、跨域治理、治理能力、伙伴关系等方面来分析城市的发展和权力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