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及基层组织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策响应的影响

在公民参与有限的政治体制中实现政策响应,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民情表达。新加坡的国会大选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但因为参与渠道的单一,国家与公民间形成了庇护关系。为了增强政策响应,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国家与基层组织间的关系体现出法团主义和庇护主义特征,基层组织则与社区建立庇护关系,并通过发展社会资本来增强社区参与,最终实现民情从民众到国家的传递。然而,由于国家、基层组织和公民三者间的庇护关系较为脆弱,以及法团主义模式具有片面性,都为政策响应带来一定障碍,也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挑战。     

社会组织“嵌入式”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社会组织因与既有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不同关联产生依附式、合作式和竞争式等三种嵌入关系,通过信任机制、行动机制和能力机制等服务策略的施行,产生了提升政治认可、激发社区活力和再造社会资本等多种嵌入效应。以国家法团主义和公民性为视角比较不同社会组织与政府及社会组织间的嵌入差异,能更深入了解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价值。W市T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案例,是基于嵌入式治理的解释框架实现的。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邻避效应: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公民参与

在公益性项目建设与运营中所出现的邻避效应,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政策成本最小化的政府在民主行政的条件下不可回避的决策困境。本文分析了邻避效应的经济性补偿和社会心理性补偿的关系,根据集体行动理论和邻避效应的特征,提出审慎运用公民参与来实现公益性项目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公民参与的制度选择倾向采取法团主义的模式,文章结合上海市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     

行为引导与控制:提升公民政策参与有序性的双重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公民政策参与的有序性直接影响着公民政策参与行为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为了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的有序性,可以从行为引导和控制的双重视角进行观察。一方面,可以通过促成政策认同、提升责任意识、培育利他精神、增强社会信任等方面来改变公民政策参与理念,将有序的参与作为一种信念內化于公民之心,从而外显于公民之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政策参与的过程性制度、渠道性制度和惩戒性制度对公民政策参与行为进行外部控制,从而实现公民政策参与的有序性。     

和谐社区建设与公民意识的提高

作为城市基层组织形式存在的社区,如何实现其自身和谐建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和谐社区建设与公民意识具有一定内联性,架构起社区成员-社区-政府之间的良好利益沟通渠道,要建立立体多维的社区公民教育体系,培育社区成员公民主体意识的形成,使和谐社区建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先导。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探讨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随着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对增强政策的合法与认可、强化权利的监督与制约、促进社会稳定等具有重大作用.但由于受公民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度较低.我们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政府与公民双向互动、建立协调利益机制等渠道和途径扩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把脉民生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民主制度实现的基石,在现代社会,既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主要渠道,也是政策高效和社会和谐的有利保障.本文从公民参与的意义出发,在公民参与的视角下,论述并分析了民生政策先行一步实践公民参与的可能性,并指出通过公共政策过程环节,落实公民参与途径的具体建议.     

医疗救助中公民身体与国家治理关系研究——以山东省T市医疗救助为个案的研究

在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体现了公民权利范畴的扩展与进步,也隐含了国家治理社会中既已确立的政府-百娃之间官民关系的变化。作为一项新近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社会政策,我国医疗救助政策的实施,反映了作为底层社会民众的社会需要和利益诉求在国家介入公民健康领域过程中形成的话语机制与政府-民众的关系建构。本文从礼物关系的概念出发,结合社会政策的相关理论与概念,探讨了山东省T市医疗救助政策实施过程中救助对象与政府(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这一关系的实质。作者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救助对象(公民)与国家礼物关系的持续和健康发展,有赖于公民通过个人责任意识的提升和实践,来建立自身的社会风险抵御能力。作者认为,要逐步扩大建立政府扶助、公民作为责任主体参与的专项社会保险机制。     

依附、分立、嵌入:中国发展社会组织的三种逻辑

学术界关于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多元主义、国家主义、法团主义三种模式.从中国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吞噬社会,属于国家主义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加强社会建设以来,社会组织获得快速发展,正处在走向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的关键时刻.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合作治理的世界潮流,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在分立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走一条混合型法团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     

"苏南模式"与法团主义的中国应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视,法团主义的分析框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法团主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常规互动模式,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能主义传统的国家,社团组织的发展更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特色.本文以苏南模式为例,运用法团主义来具体说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公民参与社会治安研究

公民参与社会治安是行政参与原则在警察行政领域的具体应用,也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发展的实践成果。公民参与社会治安推动了警政民主化、法治化发展,警政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也呼唤公民进一步参与社会治安。通过借鉴有关国家实行公民参与社会治安的做法,我们可以从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安法治、重塑公安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治安渠道等方面,强化我国公民参与社会治安工作。     

结构转型中的“利益组织化”——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法团主义是一股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形成制度现实的思潮,它是一套针对多元主义理论"缺陷"、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法团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的转型过程,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路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法团主义在欧洲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适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这些论辩促使学界更为理性地去认识和诠释法团主义理论,这对充实"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多元文化主义视域中的澳大利亚民族政策思考

澳大利亚民族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白澳政策时期、同化融合政策时期以及现今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开始施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通过建立多元文化机构、实行多元文化教育、设立多元文化媒体等措施来推进这项政策。然而,由于对传统价值观和主流民族文化的冲击,触及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核心问题,多元文化主义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只有在界定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发挥多元文化主义的优势,调适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才能解决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特点和新趋势，而拓展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以及维护政策体系合法性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实现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建立参与型政治化以及推行公共政策决策听证制度是社会转型期拓展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公民：机制、基础及保护

积极公民是理解城市社区治理（自治）的重要视角。当前，积极公民已深深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当中，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是连接国家与居民的神经末梢，而且还是社区动员群众、宣传政策、收集信息、推动工作的中坚力量。在陌生化的城市社区中，积极公民通常依靠典范机制、信任机制、情感机制、道德机制来发挥作用，而且“赋予半正式身份”和“陌生关系的熟悉化”为积极公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对积极公民的实践机制与运行基础的阐释分析，拓展了积极公民研究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也能为当前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提供方法论启示。     

试论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及其不足

公民虽然常常作为政策作用的对象而存在,但普通公民的利益和愿望对公共政策仍有相当大的影响,现代民主社会的政策过程不仅强调公民参与,甚至将其视为政策的基石。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公民也有着强烈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意愿。目前,我国公民可以通过选举、信访制度、听证制度、参与政党和政治团体等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时期,以上多种公共政策制定的公民参与方式难免有其缺陷和不足。     

中国公民社会政策参与的主要特征

中国公民社会政策参与的特征主要是：参与动机是实现、维护、增进特定群体的利益或公共利益;参与方式以舆论参政和人格化参与为主;参与意向是构建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参与领域从回避敏感政策问题到逐步介入敏感政策问题;参与主要指向行政部门。     

社区治理的民情基础——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治理是居民日常生活和制度实践耦合互动的过程。治理绩效的实现需要以社区民情作为基础。民情作为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基础性力量，涵括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两个维度。非正式制度是民情基础的当然构成。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中，正式的制度执行与非正式的制度配合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建构与转化，党建引领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整合性制度设置。在保持开放和吸纳民情的基础上，党建引领通过情感治理建构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的组合力，继而实现了对生活世界中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需要正式制度不断调整其功能发挥的条件、形态并实现与社区民情基础的高度耦合。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等领域的转型。社会的转型,促进了利益主体多样化和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公民要求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要求增强。但从总体上说,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渠道相对单一,同公民要求参与政治的愿望和热情还不适应。因此,努力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保证公民积极有序地参与政治,对于实现党的领导、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政治参与,又称参与政治,通俗地说就是,公民在政治运行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和利益以影响国家政治决策行为的活动。政…